张大夫的脸色瞬间缓和下来，接过烟夹在耳朵上，拿起指挥棒随意指了指最上面两个“E”：“看得见吗？”
年轻人连忙点头：“看得见！朝左！朝右！”
“行了，过关！”张大夫大手一挥，在体检表上飞快地写下“合格”，连印章都盖得格外用力。
我站在旁边，手里的体检表攥得发皱，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疼得发麻。那枚蓝色的“不合格”印章，和旁边那张轻松到手的“合格”表，像两把刀子，把“公平”两个字割得粉碎。
我突然明白，原来制度是给我们这样的人定的，而有些人，却能凭着人情关系，把规则当成橡皮筋。
失魂落魄地走出医院，我拖着微跛的腿去了市劳动局。走廊里静悄悄的，只有织毛衣的“咔嗒”声格外清晰。
负责招工的周倩坐在办公椅子上，手里的竹针飞快穿梭，毛线在她指间绕成一团温暖的米白色。
我走过去时，右腿落地时不小心蹭到了她的裤脚，她下意识往旁边挪了挪，目光扫过我微晃的步态，又落回毛衣上：“有事？”
我看着她手里灵活穿梭的竹针，再想想自己每走一步都要刻意调整的右腿——同样是好好的人，她能安稳坐着织毛衣，我却要为了走得“正常”些拼尽全力。同人不同命，这句话突然就钻进了心里，堵得我喘不过气。
“我要问清楚，”我把体检表递过去，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愤怒，“报名时我就提交了残疾证明，你们既然允许我考试，还让我拿了第二名，为什么到体检又说不合格？要是早说不行，我何必白费力气？”
周倩接过表，扫了一眼，又扔回给我：“体检标准是供销社定的，我们只管报名和考试，你不合格，我们也没办法。”她的竹针还在动，语气敷衍得像在打发一个麻烦。
“那为什么有人视力明显不行，却能合格？”我追问着，心里还抱着一丝希望。
周倩的脸色沉了下来，放下毛衣看着我：“小伙子，说话要讲证据。供销社说你不能胜任工作，这是合理要求。我们好心准备帮你协调区里的大集体岗位，你别不知好歹。”她的话里满是官僚的傲慢，那所谓的“协调”，不过是把我的全民单位指标转为大集体指标，仿佛将我从一扇门推到另一扇门，从一个“不合格”变成另一个“将就”。
那天晚上，我坐在居委会的办公室里，窗外的月光冷得像霜。我翻出家里最好的毛笔和宣纸，研好墨，开始写申诉信。
每一个字都用小楷工工整整地写，把考试的辛苦、体检的委屈、劳动局的推诿，都凝在笔尖。写第一份时，我往墨里掺了点雄黄——小时候奶奶说过，雄黄能驱邪避毒，我想，也许它能驱走这制度里的“毒”。写第二份时，我加了点朱砂，那红色像血一样鲜艳，我想让看信的人知道，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是带着赤诚的。写第三份时，我撒了点金粉，墨水里闪着细碎的光，我多希望这封信能被人看见，能发出一点光。
可信寄出去后，就像石沉大海，连一点回音都没有。我那些带着雄黄、朱砂和金粉的期盼，在庞大的现实面前，不过是一场可笑的自我安慰。
后来，区里真的“协调”了岗位，是一家区属大集体指标。全民身份变成集体身份，听起来只差两个字，可未来的工资、福利、晋升，却差了十万八千里。报到那天，我还是穿了母亲熨烫好的的确良衬衫，尽量稳住步态，去区政府到劳资科报到。
区政府门卫大爷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问清我的来意后，目光在我微晃的右腿上停了好一会儿，然后热情地指着身后：“同志，修残疾车的师傅在那边墙角等着呢，你快过去吧，别让人家等急了。”
我愣在原地，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风从门口吹进来，卷起地上的落叶，也吹得我眼睛发酸。我以为自己跨过了体检的坎，就能摆脱“残疾人”的标签，可到头来才发现，在别人眼里，我首先是个走路跛脚的人，然后才是人。那微跛的步态，不仅刻在我身上，更把我钉在了刻板印象的牢笼里。
阳光照在办公室的门牌上，亮得刺眼。我看着那扇门，突然觉得，那场体检的罗生门，从来就没有结束过。我的人生，好像永远都在被别人定义，被规则束缚，被偏见裹挟。
而我能做的，只是挺直脊背，在这荒诞的世界里，一步一步，艰难地走下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