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了个傍晚，夕阳的余晖如一层金色的薄纱，洒在大地上。我将刘小妹叫到仓库后面的树荫下，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温和而又关切：“小妹，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大家？要是遇到什么难办的事情，咱们一起想办法。”
她一听，眼泪“唰”地一下就掉了下来，像断了线的珠子，双手紧紧地攥着衣角，抽抽搭搭地说：“赵哥说……说会对我好……说以后会娶我……”
我看着她那双哭得通红的眼睛，心中又气又急——在那个年代，未婚先孕简直就是天大的丑事，更何况赵卫东还是一个刑满释放人员，这事要是传出去，刘小妹这辈子都要被人戳脊梁骨，抬不起头来。
1983年，“严打”的风暴如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骤雨，骤然而至。街上到处都贴满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标语，那红底黑字，如同一个个尖锐的刺，刺得人眼睛生疼；宣传车的喇叭整天响个不停，“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声音在狭窄的巷子里来回荡漾，仿佛是一声声沉重的警钟，让整个空气都透着一种紧张而又压抑的气氛。
豆腐店因为“有刑释人员，还可能存在质量问题”，成了重点检查对象，就像一只在风雨中飘摇的小船，随时都可能被这股风暴吞噬。
那天下午，太阳正毒，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火球，炙烤着大地。一群警察突然如神兵天降般来了，为首的是汪昌盛——我以前在专案组跟他共过事，现在他穿着笔挺的警服，肩章在阳光下闪着冷光，脸绷得紧紧的，没有一点表情，像是一座冰冷的雕像。“搜查！”他一声令下，这群训练有素的警察们，迅速散开。有的翻我记的台账，纸张被翻得“哗啦哗啦”作响；有的查仓库里的豆子和工具，脚步声和翻东西的声响混在一起，如同是一场混乱的交响乐，把店里的热气都搅得发慌。
最后，汪昌盛的目光落在了赵卫东私加的杂物间暗门上——那门巧妙地藏在堆黄豆的麻袋后面，还加了把小锁，像是在故意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没说话，眼神中透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抄起旁边的铁秤砣，“哐当”一声狠狠地砸在锁上，锁芯瞬间崩开，门“吱呀”一声缓缓地开了。
门开的瞬间，黄豆如撒了一地的弹珠，哗啦啦地滚得满处都是，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豆雨。
赵卫东和刘小妹蜷缩在角落里，衣衫不整，狼狈不堪。刘小妹的肚子已经很明显了，像揣了个圆滚滚的小皮球，脸色惨白得没一点血色，像是一张被抽干了颜色的白纸。
赵卫东浑身发抖，眼神里满是恐惧，像个是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刘小妹则吓得哭不出声，只是死死地抓着赵卫东的胳膊，指甲都掐进了他的肉里，那是她唯一的依靠。
警察冲上去，“咔嚓”一声给赵卫东戴上了手铐，那冰冷的金属声在闷热的店里回荡，格外刺耳，仿佛是一声命运的宣判。
刘小妹的家人很快闻讯赶来。她妈抱着她哭得撕心裂肺，嘴里不停地骂着“丢人现眼”，那声音里满是绝望与痛苦，像整个世界都崩塌了；她爸低着头，脸涨得通红，如同一块烧红的铁块，一句话也不说，最后咬着牙，伸手把刘小妹架了出去，那背影显得无比沉重与无奈。
赵大姐站在一旁，手里的算盘珠子拨来拨去，却怎么也算不清自己垫付的豆子钱，嘴里不停地唉声叹气：“这可咋整，这可咋整……”
孙师傅默默地解下系在腰间的蓝布围裙，动作缓慢而又沉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灶台上，像是在与这个曾经充满烟火气的地方做最后的告别。
然后，他拿起自己的旧布包，一步一步慢慢走了出去，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孤单得像根枯木，就像被这无情的世界所遗弃。
我作为居委会代表，要在查封清单上签字。钢笔突然漏墨，一大滴墨水如一颗黑色的炸弹，滴在“查封物品：豆腐模具一套”那一行。墨迹迅速晕开，边缘模糊，像一个蜷缩的婴儿，在白纸上留下触目惊心的印子。我的手僵在半空，看着那团墨渍，心中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着，疼得喘不过气来。
窗外，宣传车的喇叭还在响，“严厉打击流氓犯罪”的声音如同一把把锋利的刀子，刺破空气，刺得人耳膜发疼。
我望着空荡荡的豆腐店，石磨还在原地，就像一位被遗弃的老人，磨盘上还沾着没洗干净的豆渣，却再也不会转动了；大铁锅凉透了，蒸汽也散了，只留下一股淡淡的豆腥味，绕着屋子飘，仿佛是这店铺最后的叹息。
那些曾经在这里忙碌的人，有的被带走了，有的离开了，只剩下这冰冷的店面，和我手里那张画着“墨渍婴儿”的查封清单，无声诉说着这个时代里，小人物们被命运无情推着走的无奈与悲凉。
后来我才知道，刘小妹被家人带到医院，强行做了流产手术。那冰冷的手术器械，如同是一把把无情的剪刀，剪断了她与那个未出生孩子的所有联系。回家后，她就被锁在屋里，再也没出来过，像是被这个世界永远地隔绝了。
赵卫东因为是累犯，在1983年“严打”中，以“流氓奸污女青年罪”被从重从快判处无期徒刑，押着送到大西北的监狱，去做一辈子的劳动改造，那遥远的西北，成了他命运的归宿，也是他罪恶的终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