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武三年的盛夏，对于中华共和国而言，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京归铁路的全线通车，如同一条钢铁的大动脉，将共和国的心脏与广袤的北方草原紧紧相连，彻底宣告了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长达数千年的军事优势，在工业文明的咆哮面前，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而在此之前，“牛痘接种法”的全国推广，则以“神迹”般的方式，扑灭了肆虐的天花，不仅挽救了无数生命，更让“科学”二字，第一次以一种无可辩驳的、至高无上的姿态，凌驾于传统迷信之上，深深烙印在了民众心中。
军事的胜利，经济的扩张，思想的启蒙。顾昭的改革，如同一个三头并进的巨人，每一步都走得坚实而有力。然而，顾昭本人却比任何人都清楚，无论是铁路、火炮，还是牛痘、工厂，这些都只是帝国的“器”，是外在的血肉和筋骨。要想让这个庞大的国家真正地脱胎换骨，拥有一颗能够适应新时代、并引领新时代的强大心脏，就必须去触碰那个维系了帝国上千年的核心系统——它的“魂”。
这个“魂”，就是科举。
是一个通过特定知识体系，来选拔和塑造整个国家统治阶级的根本制度。
在一次内阁的最高会议上，当顾昭平静地提出“科举改制”这四个字时，即便是毕自严这样最坚定的改革派，脸色也不由自主地凝重了起来。
“护国主，”毕自严沉吟许久，才谨慎地开口，“科举乃国之根本，牵一发而动全身。千百年来，天下读书人皆由此途出身，早已深入人心。若贸然大动，恐怕……引起的震动，会比我们之前任何一项改革，都要剧烈百倍。”
他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动科举，就等于动了天下所有读书人的饭碗和信仰，其阻力之大，难以想象。
然而，顾昭只是站起身，走到巨大的世界地图前，用手指着那片广袤的领土。
“诸位，我们建铁路，需要工程师；我们造火炮，需要冶金和弹道专家；我们开银行，需要精通算学的人才；我们走向海洋，需要通晓世界地理和航海术的管理者。请问，这些人才，从何而来？”
他转过身，目光如炬，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
“难道，我们还要继续从那些只会引经据典、写八股文章的旧式书生里，去挑选管理铁路公司和军械总局的人吗？我们缔造了一个全新的帝国，却还在用一套旧时代的标准，去选拔它的管理者，这本身就是最荒谬的事情！”
“所以，科举，非改不可！而且要大改！特改！”
他的声音，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我并非要废除经义，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不能丢。但是，我们必须为那些能够开创未来的实学之才，开辟出一条同样光明、同样荣耀的康庄大道！”
在顾昭的强力推动与孙元化等技术官僚的全力支持下，经过数月的激烈讨论与博弈，一份足以震动整个帝国的诏书，正式由内阁颁布，昭告天下——《新科举法试行诏》。
诏书的核心内容，简单而又颠覆：
自昭武四年起，乡试、会试，将分为“文科”与“理科”。
“文科”，沿袭传统，依旧以《四书五经》为本，考校经义、策论，只是废除了僵化的八股文格式，更注重考生对时政的理解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而全新的“理科”，则石破天惊地将“格物致知”之学，列为考核内容。其考试范围涵盖：数学（包含几何、代数、函数初步）、物理（包含力学、光学、声学基础）、化学（包含物质构成、元素理论、酸碱盐反应）以及地理（包含本土地理与世界地理）。
最关键的是，诏书明确规定，考生可根据自身所长，任选一科报考，亦可兼考。两科的录取名额相当，其状元、榜眼、探花，将享受完全同等的政治荣誉和官职授予资格！
一石激起千层浪！
这份诏书，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天下士林中，炸出了一个巨大的鸿沟。
绝大多数在儒学故纸堆里浸淫了半生的传统儒生，对此嗤之鼻，甚至感到了一种莫大的羞辱。在他们看来，圣贤之道，才是经世济民的无上学问。数学、物理这些，不过是“奇技淫巧”，是工匠之流才去钻研的“下品”，如今竟能与经义策论平起平坐，简直是斯文扫地，滑天下之大稽！
“荒谬！简直荒谬绝伦！”南京的一家着名茶楼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儒生，气得将手中的报纸拍在桌上，“以国之名器，取工匠之徒！此乃自甘下流，不务正业！老夫读了一辈子圣贤书，断然不与此等下流为伍！我辈读书人，当共守文科，以正视听！”
他的话，立刻引来一片附和之声。这些旧派儒生，自发地形成了一个“鄙视链”，将报考理科的人，视作投机取巧、自甘堕落之辈。
然而，在另一片天空下，这道诏书，却如同一道撕裂黑暗的曙光，照亮了无数双渴望的眼睛。
那些在传统科举中因为不擅长八股文章而屡试不第的失意士子，那些家境贫寒、无法专心于浩如烟海的经义，却对算学、格物有着浓厚兴趣的民间才子，以及在西山书院和各地新学堂里，接受了全新知识体系的青年学生……他们，在这份诏书中，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巨大机遇！
理科，成了他们唯一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