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神迹”，还需要最后一块、也是最重要的一块拼图来完成。
三天后，在西山大营的校场上，一场更加不可思议的“验证仪式”，在《大明皇家日报》记者和画师的全程记录下，公开展开。
一名从山西疫区接来的、病情已经得到控制但依旧具有传染性的天花病人，被带到了场中。然后在所有人的惊呼声中，顾昭亲自上前，脱下了那个病人身上沾满了痘浆脓液的、散发着恶臭的衣服，穿在了自己身上！
他甚至还与那名病人近距离地交谈了几句，询问了他的病情和家乡的情况。
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孙元化在内，都感到头皮发麻。这已经不是科学验证，这在古人眼中，根本就是主动寻死！
然而，顾令行就这样，穿着那件污秽的病衣，在校场上从容地踱步，与将领们谈论军务，与官员们商讨政事。一个时辰后，他脱下病衣，沐浴更衣，安然无恙。
又过了数日，他依旧安然无恙！
当《大明皇家日报》的号外，将那一幅由画师精心绘制的、名为《镇国公以身试毒，仁心护佑苍生》的素描画，刊印出来，传遍全国时，所有的质疑，所有的谣言，都在这铁一般的事实面前，被碾得粉碎！
画中，顾昭身穿病衣，面容悲悯而坚定，正俯身与那名蜷缩的病人交谈。阳光从他身后照来，为他镀上了一层神圣的光晕。
一时间，“镇国公以身试毒，得天神护佑，刀枪不入，百毒不侵”的传说，不再是京城的专利，而是以一种惊人的速度，传遍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茶馆里的说书人，将这段故事编成了评书，日夜传唱；乡间的野台戏，也立刻排演出了相关的剧目。顾昭的形象，在民间，被彻底地、完美地神化了。
而那些曾经散布“天谴论”的旧势力代表，则一夜之间，从幸灾乐祸的幕后黑手，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他们甚至不敢出门，因为一旦被认出，愤怒的民众就会用石块和烂菜叶，将他们淹没。一场足以摧毁帝国的巨大危机，就这样，在顾昭的惊天豪赌之下，戏剧性地，转化成了巩固其绝对权威、树立新政神圣性的最强大武器。
在扫清了所有舆论障碍之后，顾昭立刻下达了总攻击的命令。
他以中央防疫总指挥部的名义，向全国发布《全民强制种痘令》。
一支支由西山书院医学院第一批毕业生为核心、辅以大量经过短期培训的军中医护兵组成的“种痘医疗队”，在南京举行了盛大的出征仪式后，奔赴全国各地。他们高举着“黑底白虎旗”和绘有红十字的“卫生旗”，如同新时代的传教士，将名为“科学”的福音，带向四方。
而这次全国性的种痘推广，其执行方式，完美地展现了顾昭新政权那可怕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
种痘，不再是一项单纯的医疗行为，而是与“人口登记”、“一体纳粮”、“劳动积分”等一系列新政措施，被强力捆绑在了一起。
法令规定：凡主动携全家接种牛痘之户，可立刻录入共和国新户籍黄册，当年田赋减半，家中若有余丁，可优先获得进入各地国营工厂的工作机会。而拒绝接种者，将被视为“非国民”，不得享受新政的任何福利，其子女也无法进入公立学堂。
胡萝卜加大棒之下，百姓们的热情被空前激发。毕竟，一边是能保命防病的“神术”，一边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没有人会拒绝。各地医疗队所到之处，百姓们排起长龙，踊跃接种。而医疗队也借此机会，完成了对帝国人口的一次史无前例的、精准到户的普查登记。
整个国家，就像一台被按下了启动键的精密机器，以前所未有的效率，高速运转起来。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全民防疫战争中，那些随船而来的欧洲医生，因其在消毒、隔离和疫苗制作过程中展现出的专业知识和严谨态度，受到了顾昭和孙元化的高度重视。
防疫胜利后，顾昭在西山书院，亲自召见了这几位欧洲医生和以孙元化为首的国家科学院代表。
“此次防疫之胜，不仅在于牛痘之法，更在于格物致知之精神。”顾昭看着他们，郑重地说道，“诸位西医先生，在消毒、防疫和病理研究上，有着我中华传统医学所不及之处。而我中医，在固本培元、调理脏腑上，亦有千年之精华。二者并非水火不容。”
他转向孙元化，下达了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命令。
“我决定，在西山书院，正式成立‘西医科’！系统性地翻译、引进和研究西方之医学着作。同时，鼓励中西医的学者们，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中医治其本，西医治其标，二者合一，方为我中华医学之未来大道！我们不但要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更要学习他们一切对民生有利的学问！”
这个命令，标志着顾昭的改革，已经彻底突破了单纯的军事工业领域，开始向医疗、卫生等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民生层面，全面渗透。
昭武二年的这场天花之疫，最终，没有成为共和国的葬礼，反而成了一场新生的洗礼。它不仅没有摧毁这个新生的政权，反而在烈火的淬炼中，让顾昭的权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也让“科学”二字，第一次以“神迹”的方式，深深地烙印在了四万万国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