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周的脸，“唰”的一下，变得惨白。他嘴唇翕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孙元化没有停顿，他走向了第二块黑板。
“第二笔账，我们来算一算，黄河两岸的水利。”
黑板上，一张简单的河南地图被勾勒了出来。紧接着，一串串同样血淋淋的数字，被标注在了地图之上。
“大明立国二百六十年，黄河在河南境内，大小决口共计三百余次。其中，自万历末年起，因朝廷财政困窘，水利失修，决口愈发频繁。据不完全统计，仅河南一省，在过去二十年间，因黄河水患而淹死的百姓，超过三十万人！毁弃的田亩，近千万亩！流离失所，最终沦为流寇者，数以百万计！”
他顿了顿，拿起一块浸湿的布，将那些代表着死亡与毁灭的数字，狠狠擦去。然后，用更加粗大的字体，写下了新的内容。
“去年，河南建设兵团，奉顾公之命，采用新式‘水泥’技术，辅以精密之算学勘探，用时仅仅半年，便修复了长达三百里之黄河大堤，开垦屯田五十万亩，安置流民二十余万！敢问各位大人，”他的声音，在寂静的讲堂中，如同洪钟，“是诸位案头上那些教人‘存天理，灭人欲’的圣贤文章，能堵住滔滔的黄河决口？还是这些被你们视作‘奇技淫巧’的水泥与算学，能活人无数，让百万生灵，免于鱼腹之灾？”
这一刻，台下那些国子监的学生们，许多人的脸上，已经露出了羞愧和迷茫的神色。他们第一次发现，自己苦读了十几年的圣贤书，在这些残酷的现实面前，竟显得如此的苍... ...无力。
孙元化的脚步，已经移到了第三块，也是最后一块黑板前。
“第三笔账，我们就来算一算，朝廷的国库。”
这一次，黑板上只出现了两组巨大的数字，一组用红色的粉笔书写，一组用白色的粉笔书写，对比鲜明，触目惊心。
“白色这边，是从万历末年到崇祯十一年，朝廷为应对辽东战事和镇压内地流寇，所加派的‘辽饷’、‘剿饷’、‘练饷’，三饷总额，共计白银，一亿三千余万两！而这笔钱，最终给国家带来了什么？是辽东的节节败退，是内地的烽烟四起，是民穷财尽，是国库空虚！”
“而红色这边，”孙元化的粉笔，重重地指向那一串崭新的数字，“是今年，仅仅一年，朝廷通过推行‘一体纳粮’、‘官绅一体当差’，以及通过皇家银行发行战争债券、盘活工商业资本，所获得的新增税收与财政总额！这个数字，是白银，三千二百万两！而这笔钱，又给国家带来了什么？是新军的建立，是天津工业的兴盛，是京津铁路的通车，是河南流民的安置！”
他放下粉笔，转过身来，面对着台下那一张张已经被彻底震撼到麻木的脸庞，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掷地有声的语气，做出了最后的陈词。
“现在，在下也想问一句：何为真正的‘义’？让百姓流离失所，让士兵挨饿送死，让朝廷无钱可用，是为‘义’？还是让百姓安居乐业，让士兵衣食无忧，让国库钱粮满仓，是为‘利’？”
“若此‘利’，能救国！能救民！能让我大明，摆脱内忧外患，重现汉唐盛世！那么，此‘利’，便是这天底下，最大最大的‘义’！”
无言的震撼！
孙元化的三笔账，就如同三记呼啸而至的重锤，狠狠地，砸在了现场每一个人的心上。那些冰冷、精确、却又无可辩驳的数字，比任何华丽的辞藻，比任何高深的哲理，都更具说服力！
它将一层温情脉脉的道德面纱，给无情地撕开，露出了其背后，那个由财政、民生、军事所构成的，冷酷而真实的国家运转逻辑。
高台之上，以钱谦益、黄道周为首的一众大儒，个个脸色惨白如纸。他们发现，自己引以为傲了一辈子的道德文章、义理思辨，在这些残酷的现实数据面前，竟然显得如此的苍白，如此的“无用”。
二楼的包厢里，崇祯皇帝的身体，在微微地颤抖。
他一生之中，从未有哪一刻，像现在这样，如此清晰、如此直观地，看到了自己这个庞大帝国的“病历本”。孙元化的那三块黑板，就如同三面镜子，照出了大明朝那早已腐朽、溃烂的内里。而顾昭所开出的那张“药方”，虽然苦口，虽然离经叛道，却又是如此地，对症下药！
这一刻，“实学”与“理学”的高下，已然，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