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的那场“商品展示会”，以前所未有的效率，为顾昭打开了一扇通往全新世界的大门。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代表范·迪克先生的积极斡旋之下，双方之间的合作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展开。通过秘密渠道，第一批来自欧洲的“货物”，并非顾昭急需的工匠与图纸，而是范·迪克用以展现诚意的“见面礼”——一大笔足以让镇北银行流动资金翻倍的白银，以及为顾昭从葡萄牙人手中赎回来的、数十名因各种原因被扣押的欧洲水手与炮手。
这笔资金的注入，以及这些经验丰富的航海人才的到来，极大地加速了顾昭在天津卫的海军基地建设计划。而真正让这个计划产生质变的，是在三个月后，由范·迪克亲自护送、秘密抵达天津港的第一批欧洲工匠和学者。
这批人中，有精通几何与弹道学的意大利炮术家，有熟悉盖伦船结构与风帆技术的尼德兰造船师，还有带着最新航海仪器而来的德意志学者。他们的到来，与早已被顾昭招揽至麾下、对中式福船了如指掌的大明火器专家孙元化等人，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东西方顶级技术的激情碰撞与融合。
在天津卫那座被列为最高机密的造船厂里，日以继夜的讨论、争辩与实验从未停歇。顾昭亲自坐镇，提供了大量超越这个时代的理念和草图，而这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顶尖头脑，则负责将这些理念变为现实。他们摒弃了门户之见，将福船吃水浅、稳定性好、适合近海作战的优点，与盖伦船船体高大、火力布局合理、适合远洋航行的长处，进行了一次大胆的结合。
终于，在大明崇祯五年的初夏，伴随着震天的锣鼓与欢呼声，三艘崭新的、足以让任何一个时代的水手都为之侧目的战舰，缓缓滑入了渤海湾那微波荡漾的海面。
这种被命名为“天津级”的新型炮舰，拥有着流畅而坚固的船身线条，它既保留了福船底部的平缓轮廓，以适应北方近海的复杂水文，又在船体上层结构采用了盖繁船的多层甲板设计。最令人望而生畏的，是它那强大的火力配置——船身两侧，各有十五门经过改良的、由“顾氏钢”铸造的青铜野战炮，整齐地从炮窗中伸出，黑洞洞的炮口，如同蛰伏的巨兽獠牙，散发着冰冷的金属光泽。其单侧舰炮的齐射火力，足以在瞬间将任何一艘同时代的水师战船撕成碎片。
当这三艘如同海上堡垒一般的战舰，在海面上进行第一次试航，展现出远超预期的航速与转向性能时，所有参与建造的人，无论是大明的工匠还是欧洲的技师，眼中都流露出发自内心的震撼与狂热。他们知道，他们亲手创造了一个划时代的怪物。
战舰既成，接下来便是名分。顾昭深谙体制之道，他知道，一支没有得到朝廷认可的强大水师，只会招来无尽的猜忌与麻烦。为此，他亲自撰写了一份奏折，连同描绘着新式战舰雄姿的精美画卷，一同送往了京师。
在奏折中，顾昭详尽地阐述了近年来“倭寇”与海盗在北方海疆日益猖獗的现状，痛陈水师废弛之弊，而后话锋一转，表明自己动用镇北军的经费，倾力打造了三艘新式战船，旨在为国分忧，为陛下扫清海疆。他不但没有索要一分钱的军费，反而恳请崇祯皇帝能为这支舰队赐名，并给予其在渤海、黄海一带“清剿倭寇、巡查海疆”的合法权力，使其能名正言顺地为国效力。
这份奏折再次搔到了崇祯皇帝的痒处。一个不找朝廷要钱，反而自己掏钱办事，还处处维护皇家颜面的忠臣，怎能不让他龙颜大悦？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崇祯便欣然应允，并亲笔御赐其名为——“大明皇家海军巡阅舰队”。一道圣旨，不仅让这支舰队获得了无上的荣耀与合法性，更在无形之中，将其与顾昭的镇北军体系，做了一次切割，打上了“皇家”的烙印，这让多疑的皇帝感到无比的安心。
然而，无论是崇祯皇帝，还是朝堂上那些等着看顾昭笑话的文官，都不知道，顾昭那双深邃的眼眸，此刻所凝视的，根本不是什么不成气候的倭寇与海盗。他的真正目标，是那片远在东南海域，此刻正被荷兰人窃据着的、丰饶而关键的岛屿——台湾。
在一个只有核心幕僚参与的军事会议上，顾昭指着巨大的海图，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阐述着他的宏大战略。
“诸位请看，”他的手指，从战乱不休的中原腹地，划到虎视眈眈的北疆，最后，重重地点在了台湾岛的位置上，“如今中原流寇四起，糜烂数省，北疆建奴环伺，随时可能再次入关。我们的根基在北方，就意味着我们的后背，必须绝对安全和稳固！而这个大后方，仅仅依靠山西的恢复生产，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