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的上海，空气中弥漫着比北京更浓重的商业气息和改革躁动。
东方明珠电视塔正在拔地而起，预示着这座城市的冲天野心。
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对面，浦东陆家嘴还是一片巨大的工地，打桩机的轰鸣声日夜不息，像极了这座城市加速奔跑的心跳。
林薇穿着一身略显老气的藏蓝色职业套装，坐在一家大型国有外贸公司财务科的格子间里，感觉自己也快要生锈了。
复旦大学经济系高材生的光环，在这里似乎只换来了一摞摞永远核不完的票据和一张张需要小心翼翼平衡的报表。
办公室里，老科员们捧着搪瓷缸，聊着家长里短和即将到来的福利分房，效率慢得让习惯了北大节奏的林薇浑身难受。
她桌上摆着吃了一半的“光明牌”冰砖，这在夏天是难得的奢侈享受，但此刻却化得有点狼狈，像她此刻的心情——外表冷静，内里一团黏糊。
收音机里放着电台点歌节目，周华健的《花心》飘出来，“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
林薇烦躁地伸手关掉了它，心想这歌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更让她心烦的是，她在核对一批出口纺织品账目时，发现了几处明显的、人为调整的痕迹，金额不小。
她凭着直觉和在学校打下的扎实功底，顺藤摸瓜，发现这可能涉及科室里一位资深副科长的“小金库”操作。
初生牛犊不怕虎，林薇直接写了份情况说明，交给了科长。
结果可想而知。
科长先是和稀泥，说“小林子啊，刚参加工作，要多看多学，有些事没必要太较真”。
后来见林薇坚持，脸色便沉了下来，暗示她“不要破坏科室团结”。
再后来，那位副科长开始在各种场合给她穿小鞋，同事们也对她敬而远之，仿佛她身上带着瘟疫。
一次科室聚餐，在南京路新开的“肯德基”里（这在那时可是高档消费），大家围着炸鸡和土豆泥有说有笑，唯独林薇被无形地孤立在角落。
那位副科长还意有所指地说：“现在有些年轻人啊，书读得多，但不懂人情世故，路走不长的。”
林薇咬着吸管，杯里的可乐泛着苦涩的泡泡。
她想起在大学里和陈默那些酣畅淋漓的经济学辩论，想起他信中那些犀利又充满前瞻性的观点，再看看眼前这摊浑水和蝇营狗苟，一股巨大的失落和愤懑涌上心头。
难道自己寒窗苦读，就是为了在这样的环境里磨平棱角，同流合污吗？
郁闷之下，她下班后常常一个人跑到外滩吹风。
黄浦江上货轮鸣着低沉的汽笛，江风带着水汽扑面而来，稍稍吹散了些心头的阴霾。
一天傍晚，她意外地遇到了大学时一位非常赏识她的经济学导师，导师刚参加完一个学术会议，也在江边散步。
听了林薇的烦恼，头发花白的导师没有直接评价对错，而是指着对岸浦东那片热火朝天的工地，说：“林薇啊，你看那边，国家在变，时代在变，计划经济的那套僵化东西，迟早要被更灵活、更高效的市场机制取代。
你有知识，有眼光，有冲劲，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困在旧体制的壳子里呢？现在政策鼓励‘下海’，为什么不去试试，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你的舞台，也许不在高墙大院里，而是在这片更广阔的天地。”
导师的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林薇心中的迷雾。
对啊，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陈默选择了一条路，她林薇，难道就不能走出另一条吗？
经过近一年的挣扎和筹备，1996年初，林薇做出了一个让家人和同事大跌眼镜的决定——辞职。
她不顾母亲的反对，用自己工作攒下的和家里支援的一点钱，在静安区一条不起眼的弄堂里，租下了一间只有十几平米的小办公室。
弄堂口挂着“烟纸店”（杂货铺），隔壁是裁缝铺，空气中飘着饭菜香和煤球炉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