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端起酒杯，又喝了一口，酒液顺着嘴角流到下巴，他也不擦：“这些人，手里握着钱，心里想的只有自己的日子。他们嘴上说‘爱国’，可真到了关键时刻，第一个跑的就是他们。你们总说‘家国情怀’，可在他们眼里，‘家国’不如一套东京的房子，不如一张日本的绿卡，不如手里的真金白银！”
“还有那些在国外留学的中国学生，”龟田又开口，语气里满是不屑，“很多人来了日本，就不想回去了，说日本的环境好、福利好、工作稳定。他们在网上说‘日本的月亮比中国圆’，说‘中国的发展全靠模仿’——这些人，不也是被我们日本的‘好’收买了吗？等真有事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帮我们说话？会不会帮我们传递消息？你敢说不会？”
雪子终于忍不住，轻声打断：“龟田议员，时候不早了，要不要再添点清酒？”
龟田却摆手，眼神依旧盯着我，带着挑衅：“曹君，你别不爱听。这就是现实——你们中国现在发展得快，可越快，就越容易出这种只看利益的人。他们赢了富贵，就忘了根，忘了自己是中国人。我们日本就是要等，等这些人越来越多，等你们的‘团结’越来越松散，到时候不用我们动手，你们自己就会出问题！”
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西装，那模样像只斗胜的公鸡：“我明年要是当选了众议院议员，第一件事就是推动跟中国企业的‘深度合作’——不是为了帮你们发展，是为了把更多这样的人拉到我们这边来。我倒要看看，你们的‘家国情怀’，能不能抵得过真金白银的诱惑！”
窗外的夜风更紧了，纸窗被吹得哗啦作响，像是在为他这番荒谬的言论发出无声的驳斥。我看着他那张得意的脸，忽然觉得可笑——他以为抓住了少数人的私心，就能看透整个中国；以为靠着利益诱惑，就能动摇一个民族的根基，却忘了，在这片土地上，永远有更多人愿意为了家国，守住心底的底线。
龟田的话像淬了冰的针，扎在心里，让我攥着酒杯的手不自觉地发紧。暖帘外的三味线声早就停了，只有他得意的呼吸声在包厢里打转，混着清酒的烈气，格外刺耳。我望着他那张扭曲的脸，脑子里却翻涌着百年的时光——从甲午年的硝烟到卢沟桥的枪声，从南京城的血泪到长津湖的冰雪，那些刻在民族骨血里的伤痛，从来都不是“汉奸多”就能轻飘飘带过的。
是啊，当年的确有败类为了苟活低头，可更多人是攥着刀、扛着枪，在雪地里啃着冻硬的土豆，在地道里忍着烟熏火燎，用命把侵略者赶出去。龟田只看见王克敏、汪精卫的谄媚，却看不见杨靖宇胃里的棉絮和树皮，看不见赵一曼写给儿子的绝笔信，看不见千千万万无名战士倒在冲锋的路上。他说封建文化根深蒂固，可正是这文化里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让四万万同胞拧成一股绳，把“东亚病夫”的招牌踩碎在脚下。
日本的入侵是恶，可这恶也烧醒了沉睡的中国。从洋务运动的尝试到戊戌变法的呐喊，从辛亥革命的枪声到新中国的成立，我们走了多少弯路，流了多少鲜血，才换来今天的挺直腰杆。龟田以为少数人的私心能代表整个民族，却忘了，中国人最骨子里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骨气——当年如此，现在更如此。
我还在沉思，龟田已经站起身，整理着西装下摆，语气里满是施舍般的傲慢：“曹君，好好想想我说的话。你们中国人要想在世界上站得住脚，就得学我们日本的‘务实’，别总抱着那些没用的‘情怀’。”说完，他大摇大摆地往玄关走，雪子连忙跟上去，脸上还挂着不得已的笑意。
直到他的脚步声消失在巷口，我才松开攥得发疼的手，指节上的红印久久没消。凛斗走进来，递过一瓶温水：“别跟这种人置气，他就是仗着自己是议员，到处大放厥词。”我接过水，喝了一口，心里的翻涌却没平息——我知道，下次再见到龟田，我不会再沉默。
果然，没过一周，龟田又来华月馆，依旧点名要“松风阁”，依旧摆着高高在上的架子。他刚坐下，就朝我扬了扬下巴：“曹君，上次我说的话，想明白了吗？”
这次我没站在一旁，而是在他对面坐下，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龟田议员，上次你说的话，我想明白了——你只看得见汉奸的谄媚，却看不见中国人民的抗争；只看得见少数人的私心，却看不见整个民族的骨气。”
龟田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只是想跟你说说你没看见的历史。”我看着他，声音清晰，“当年日本入侵中国，的确有败类投降，可更多人是用命抵抗。杨靖宇在东北打了五年游击战，弹尽粮绝时还在跟日军周旋；赵尚志带着抗联战士在零下四十度的雪地里行军，连棉衣都没有，却从没说过投降；还有南京大屠杀里，那些手无寸铁的百姓，就算被刀架在脖子上，也有不少人宁死不跪——这些，你在你的‘历史’里，恐怕从来没见过吧？”
龟田的手指攥紧了酒杯，指节泛白：“你少跟我提这些！那些都是你们编造的谎言！”
“谎言？”我冷笑一声，“那你怎么解释，日本战败后，为什么有那么多老兵不敢回忆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为什么你们的教科书里，连南京大屠杀的数字都敢篡改？你们不敢正视历史，就只能靠编造谎言来麻痹自己，靠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