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4章 残酷的现实(2 / 2)

我想起刚才在居酒屋,远山那身没换的制服,河合拐杖下的泥点,小林徽章上刺眼的红。再想起祖父留下的那枚弹壳,锈迹里还能看出当年的灼痕。“是责任,”我握紧她的手,脚步踏在湿漉漉的台阶上,发出坚定的响,“是让真相不被掩埋的责任,是让国家站稳脚跟的责任,更是让他们终有一天明白——我们不是他们记忆里的样子,更不是他们可以随意轻慢的存在。”

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两道并肩而立的墙。远处的高楼亮着零星的灯,像未眠的眼睛。我们沿着人行道慢慢走,脚下的水洼里,月亮碎成一片银,却在每一步的踏响里,慢慢聚成完整的圆。那些藏在礼貌背后的偏见,那些裹在历史里的轻视,或许还要存在很久,但只要我们往前走,走得够直,够稳,总有一天,水洼里的月光会真正清亮起来,亮得能照见彼此心里最真实的模样。

转过街角时,清禾忽然停住脚步,指着巷口那家亮着暖黄灯光的旧书店:“你还记得宫本先生吗?上次我们来买《雪国》,他非要送我们一本《鲁迅杂文集》的日文版。”

我自然记得。那位头发花白的店主总穿着洗得发白的和服,书架第三层永远摆着一排中国现当代文学,书脊上的烫金汉字被摸得发亮。有次他指着《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日文译本,指尖在泛黄的纸页上轻轻敲着:“这些字比樱花落得还轻,可底下压着的血,比富士山的雪还重。”他说这话时,眼镜片后的目光像结了冰的湖,“我父亲是关东军的军医,1945年在牡丹江自尽的,他的日记里记着‘每日解剖的中国人,比手术台上的伤员还多’——这些,我孙子的教科书里一个字都没有。”

“他算是少数愿意把伤口撕开来看的人。”清禾的声音轻下来,“可上周我去还书,听见他跟一个老主顾吵架。那人说‘宫本你就是老糊涂了,总替支那人说话’,他把手里的算盘往柜台上一拍,算珠弹起来的脆响里,我听见他喊‘我是替我父亲欠的债说话’。”

夜风卷着樱花往巷子里钻,书店的木门被吹得“吱呀”响,像谁在低声叹息。我想起前阵子在区立美术馆遇到的吉田姐妹,姐姐在东京大学读东洋史,妹妹是高中生,胸前别着“日中友好协会”的徽章。那天她们正在看徐悲鸿的《奔马图》,姐姐忽然指着画说:“你看这马的筋骨,多像1938年台儿庄战场上的中国士兵。”妹妹却皱着眉:“老师说那时候他们快投降了呀。”姐姐没接话,只是从背包里掏出本旧相册,里面夹着张泛黄的明信片,是1940年她祖父从南京寄来的,上面用铅笔写着“此处街市皆烬,唯见白骨成堆”,字迹被水洇得发皱,像谁的泪痕。

“你发现没有,”清禾的指尖在我手背上划了个圈,“清醒的人总在跟自己较劲。就像宫本先生守着那堆‘禁书’,吉田姐姐偷偷给学生讲真实的历史,他们像在冬天里点炭火,明明知道风大,还是要护着那点火星。”

路过便利店时,玻璃门“叮咚”一声开了,出来的是住在隔壁栋的田中夫妇。他们在中华街开了家拉面店,招牌上写着“味噌汤底源自重庆”,每次我们去吃面,田中太太总会多放半勺四川花椒。可上次清禾在店里提起“731部队”,正在擦桌子的田中先生忽然把抹布往盆里一摔:“那些都是美国人编的谎言!”田中太太赶紧打圆场,往我们碗里加叉烧,可她的手在抖,肉片落在汤里溅起的油星,烫红了她的手背。

“他们就像那碗拉面,”我望着便利店亮堂堂的橱窗,“汤底里掺着真心,可面底下沉着不敢碰的石头。”

清禾忽然笑了,眼角的泪还没干透:“前几天教学生写‘和平’两个汉字,有个男孩问‘中国也有和平吗’。我把他带到电脑前,给他看北京胡同里下棋的老人,看上海外滩的夜景,看新疆草原上的羊群。他盯着屏幕看了半晌,说‘原来中国不是只有战争和贫困’——你看,孩子的眼睛是干净的,偏见就像蒙尘的玻璃,擦一擦总能亮起来。”

我们走到公寓楼下时,撞见邮差正在往信箱里塞报纸。他弯腰时,我瞥见报纸头版的标题:“日中贸易额再创新高”,旁边配着中国工人在福冈工厂工作的照片,照片下的小字写着“技术仍需向日方学习”。清禾伸手去拿报纸,指尖触到信箱冰冷的铁皮,忽然想起三个月前,就是这个邮差,把我们的《人民日报》扔进了垃圾桶,理由是“外国报纸不能进小区”。

“变化总比想象中慢。”我替她推开单元门,楼道里的声控灯应声亮起,暖黄的光裹着我们的影子,“但你看这灯,按一下总会亮的。”

电梯上升时,清禾靠在轿厢壁上,看着数字一层层跳。“明天去上野公园,”她忽然说,“除了献花,还要带本《拉贝日记》。就放在纪念碑前,说不定会有人看见。”

电梯门开时,我看见对门的高桥老太太正站在门口,手里捧着个小陶罐。她看见我们,鞠了一躬,把陶罐递过来:“这是我母亲腌的梅子,她说1937年在南京,是个中国妇人给了她一袋梅子,才没饿死。”老人的手抖得厉害,罐口的红布绳松松垮垮,“她到死都在说‘欠着的,总要还’。”

清禾接过陶罐,指尖触到冰凉的陶土,忽然想起居酒屋里佐伯奶奶擦眼镜的动作——原来有些记忆,不管被埋得多深,总会在某个瞬间,像破土的芽,带着点涩,却透着光。

关上门的刹那,窗外的樱花又落了一阵,像谁在轻轻叩门。清禾把陶罐放在玄关的柜子上,月光透过纱窗落在上面,罐口的红布绳在地上投下细细的影子,像根没断的线。

我走到窗边,望着楼下空荡荡的街道。不远处的十字路口,一个醉汉正对着路灯鞠躬,嘴里含糊地念着什么,声音被夜风吹得七零八落。忽然想起白天在恩赐公园遇到的那个喂鸽子的老人,他口袋里露出半张黑白照片,边角卷得厉害,照片上的士兵穿着昭和年间的军装,胸前的勋章在阳光下闪着冷光。当时我以为是他的儿子,后来才听见他对着鸽子喃喃:“当年要是没去中国,你是不是还能活着……”

“在想什么?”清禾走过来,从身后轻轻抱住我。

“在想,这世上到底有多少人,活在自己编织的历史里。”我转过身,看见她鬓角别着片樱花,花瓣边缘已经发皱,“就像刚才那个醉汉,还有公园里的老人,他们心里都装着个没说出口的故事,有的是愧疚,有的是自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