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明动用了所有能用的关系，对那位“陈先生”进行了秘密调查。
反馈回来的结果却令人意外——背景干净得几乎无懈可击。
南洋富商之子，家族生意清白，近期才回国拓展业务，在法租界置办了产业，与已知的日伪势力没有任何明面上的瓜葛。
甚至连他引荐给婉容的那个杜月笙手下头目，也只是觉得此人出手阔绰、谈吐不俗，想结个善缘。
这份“干净”的报告，反而让张宗兴心中的疑虑更深。
在这乱世之中，如此“完美”的背景，本身就是最大的疑点。
但他没有确凿证据，无法对婉容强行下令，尤其在她刚刚对那个“陈先生”产生一丝好感的时候。粗暴的干涉，只会激起她的逆反心理，将她更快地推向对方。
法租界小院。
婉容的心确实乱了。
那日与“陈先生”（他自称陈明远）的短暂交谈，像一颗投入她沉寂心湖的石子，漾开了层层涟漪。
他不仅懂得欣赏她的文字，更能引经据典，与她探讨《红楼梦》的悲剧内核、李清照词中的家国之思，言辞恳切，目光澄澈，没有丝毫轻浮。
这与张宗兴给予她的、那种带着强大保护欲却时常伴随着危险和分离的感情完全不同。
陈明远带来的，是一种久违的、纯粹的、属于才子佳人式的精神共鸣，一种让她感觉自己不再是需要被小心呵护的易碎品，而是一个可以被平等对话、被深刻理解的独立个体的感觉。
当婆子再次转达张宗兴让她“深居简出、杜绝与外男接触”的口信时，婉容第一次感到了些许烦闷。
“婆婆，张先生他……总是这般紧张。”她轻蹙着眉，望着窗外，
“那位陈先生，言谈举止皆是君子之风，又是杜先生门下引荐的，想必也不是什么歹人。整日困在这方寸之地，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婆子看着婉容脸上那抹罕见的、因被人理解和欣赏而焕发的光彩，心中暗暗叫苦，却也只能劝道：
“姑娘，张先生也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这世道，人心隔肚皮啊。”
“我知道他是为我好。”婉容叹了口气，语气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执拗，“可我并非不识好歹之人，自有分寸。”
几天后，陈明远派人送来了一本精心包装的、宋版《陶渊明集》影印本，并附上一张洒金笺，上面用俊秀的行楷写着：
“尝闻郭女士素爱陶潜风骨，偶得此本，不敢专美，奉与知己共赏。若蒙不弃，明日下午三时，于‘清韵’茶楼静候，品茗论诗，当为人生快事。”
捧着那本散发着墨香的古籍，看着那熨帖的字句，婉容的心剧烈地动摇起来。
拒绝吗？于情于理都显得不近人情。接受吗？又违背了张宗兴的叮嘱。
内心的渴望与理智的警告激烈交战。最终，那份对精神交流的渴望，以及对被当作“正常”女性而非“特殊保护对象”的期盼，暂时占据了上风。
“婆婆，”她下定决心，对忧心忡忡的婆子说，“明日你陪我一同去‘清韵’茶楼，我们只待半个时辰。光天化日，又是公共场合，不会有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