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离开了正房的热炕头，但也算暂时清静。她心里明白，三叔公一家从城里回来，带着失落和怨气，绝非长久安分之人。
日子看似平静地过着，可暗潮涌动。果然，矛盾很快从细微处滋生。
三婶婆做饭时，会“顺手”多抓一把高秀平瓮里的小米；三叔公家的小子丫头，会穿着高秀平纳给儿子们的新鞋满院子跑，踩得满是泥污。
高秀平几次想发作，都被丈夫李守业默默拉住，公公李德也总是唉声叹气地说：“秀平，忍忍吧，都是落难的亲人。”
唯有老叔公李文昌，因其大队书记的位置稳固，成了全家真正的主心骨。他出面主持，召开了家庭会议，定下了“规矩”：各房开支尽量自理，公共支出按男丁数量分摊，家务活由女眷轮流。
这规矩看似公平，实则将三叔公一家回来的负担，转嫁到了每个小家庭头上。高秀平心里憋着一股火，却无法反驳，只能更精打细算地操持着自己这个小家。
进入七十年代，集体的日子依旧紧巴。春耕夏耘，家里的大人要下地挣工分。工分就是口粮，就是活命钱。
高秀平干起活来从不惜力，像个男人一样抢重活、脏活，只为多挣那半个工分。烈日下，汗水浸透了她打补丁的衣衫，指尖因为长时间除草而磨得粗糙开裂。
然而，挣来的工分兑换的口粮，在交完公粮后，往往所剩无几。灶间的粮食缸总是见底得快。
三叔公一家户口刚转回来，挣的工分少，按规矩分摊的口粮却不少，无形中又加重了其他几房的负担。
高秀平有时半夜饿醒，听着身边两个孩子均匀的呼吸声，心里一阵阵发慌。
她只能偷偷在自留地里多种几垄红薯，秋天时把红薯叶、红薯梗都当成宝贝收起来，掺在稀粥里，努力让孩子们的碗里能有点实在的东西。
如今家里人多，自己两个孩子需要照顾，裁缝的活也很少干。那本雷锋日记放在枕头底下很久，她实在没心情学习。
这一年，二婶婆依旧时不时阴阳怪气，但慑于李文昌的威严和高秀平日渐冷硬的眼神，也不敢太过分。
只是，高秀平发现自己藏在厢房柜子底层的几尺珍藏的蓝布不知何时不见了踪影，那是母亲买给她的，本想给孩子们做件像样的过年新衣。
她心里明镜似的，却苦于没有证据，只能在夜深人静时，独自吞咽苦水，生活的艰辛，不仅来自体力的透支，更来自这种亲人内部无休止的算计和消耗。
事情远没有高秀平想得那么简单，几天后，那珍藏的布料变成了三婶婆女儿身上崭新的褂子。
更让高秀平血气上涌的是，在井台边，三婶婆当着众人的面，笑眯眯地拎起褂子:“秀平啊，你这布囤得可真好，你看，我这袖口缝得粗糙，你手工好，得空帮婶子扦个边儿？”
那语气仿佛在使唤一个不要钱的裁缝，高秀平的指甲掐进了掌心。
夏末，一场突如其来的“清查”风波席卷了村子。据说要深挖隐藏在群众里的“坏分子”。
谁都没想到，最先被波及的竟是老实的李守业。当戴红袖标的人指名要带他走时，高秀平看到了三叔公脸上一闪而过的神情。
她瞬间明白了，这是一支从背后射来的冷箭。而三叔公李会昌在沈阳电器厂的那段经历却被人说成是诬告，那个诬告的人竟然是李守业。
这都是什么狗血的剧情，几个戴红袖标的青年闯进了李家院子，他们的表现真的很诡异，不像是来执行任务，反而更像是来耀武扬威。
高秀平挡在丈夫身前，怒目圆睁：“你们凭什么抓人？”
顿时，全家乱作一团。婆婆哭天抢地，公公脸色惨白。关键时刻，老叔公李文昌站了出来。
他沉着脸，对那几个青年说：“李守业的问题，由公社革命委员会负责处理，你们要带人，拿公社的正式文件来！没有文件，别想从我李家带走人！”
李文昌多年大队书记的积威，此刻发挥了作用。那几人面面相觑，撂下几句狠话，悻悻而去。
高秀平感激老叔公顶住了压力，保全了李家暂时的安稳。然而，她心里也更加沉重，这个家，乃至整个家族的命运，都系于一人之身，这何尝不是一种更深的不安，万一这棵大树倒了呢？
风波过后，日子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但高秀平感觉更累了。她不仅要应付地里的活计、家里的琐碎，还要时刻提防着内部的暗算，以及外部可能随时降临的风雨。
二儿子李建国三岁了，瘦瘦小小的，远不如哥哥李建设同期壮实。高秀平心疼，好不容易攒了几个鸡蛋，想偷偷给儿子蒸个蛋羹补补。她刚把鸡蛋磕进碗里，三叔婆就循着味儿过来了。
“哟，秀平，开小灶呢？我们家小柱这两天也咳嗽，正好……”
高秀平积压了数年的怒火和委屈，在这一刻终于冲破了理智的堤坝。
她猛地转过身，手里还拿着搅蛋的筷子，眼神冰冷地盯着三婶婆：“三婶，这是我留给建国救命的！你们一家子从回来到现在，吃了我们多少，拿了我们多少？
“我高秀平不说不代表我傻！今天这口蛋羹，谁也别想动！想要，让你们当家的自己挣工分换去！”
她声音不大，却字字如钉，砸在三婶婆脸上。三婶婆被这突如其来的爆发镇住了，张了张嘴，最终没敢再说什么，灰溜溜地走了。
晚上，李守业从公社回来，听说了此事，沉默半晌才说：“撕破脸了，以后更难处了。”
高秀平看着窗外凛冽的北风，幽幽地说：“处处忍让，也没见我们过得更好。守业，这日子不能总这么过，我们得为自己、为两个孩子想想后路了。”
北风卷着枯叶，拍打着厢房的窗户。高秀平搂着两个熟睡的儿子，眼神在黑暗中闪烁着倔强而又迷茫的光。
从一九六八年她怀上老二，到一九七二年，四年时光，磨掉了她初来时的锐气，却也淬炼出更深的坚韧和对现实清醒的认知。
时光飞逝，转过年，也就是一九七三年，李守业从公社带来了好消息，有几个工农兵大学的名额，符合条件的年轻人可以报名争取。
高秀平让李守业不要声张，偷偷告诉老叔公李文昌，让他给儿子李敬业争取一下。可是这事让爱听墙根的二婶婆听到，一家人为了这个名额打得落花流水。
最后，李文昌赌气，把名额让给外人，自家人谁也没捞着。这事在三叔公李会昌心里埋下仇恨的种子，他对高秀平的成见扎下了根。
家族会上，满堂死寂，唯有高秀平眼中燃烧着着孤注一掷的火焰。她深吸一口气，一字一句，石破天惊:“我们分家吧。”
这不是退缩，而是向这个吸食她血肉的家族，发起的最后、也是最决绝的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