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北，阿里地区，措勤县。海拔4700米。
张浩的“高原特攻队”已经在这里驻扎了近三个月。他们成功完成了十七台手术，创造了在“生命禁区”开展心脏手术的奇迹。团队逐渐适应了高原环境，与当地藏族医护和牧民建立了深厚的信任。然而，真正的终极考验，往往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降临。
那天下午，一支牧民巡逻队用牦牛驮着一个昏迷不醒的汉子，疯狂地冲进了县医院简陋的大门。
“医生！救救他！他是为了救掉进冰湖的孩子！”牧民们用藏语焦急地呼喊着。
病人叫多吉，三十多岁，一名普通的牧民。在救起落水儿童后，他自己因极度寒冷和剧烈运动，诱发了急性暴发性心肌炎，并出现了最凶险的并发症——心脏破裂。
县医院的便携超声屏幕上显示，多吉的心包腔内充满了血液（心包填塞），心脏被自身的血液紧紧包裹、压迫，每一次跳动都极其微弱且痛苦，血压持续下降，生命体征正在飞速流逝。
“必须立刻开胸，修补心脏破口！否则他撑不过半小时！”张浩的声音因为缺氧和紧张而嘶哑。心包填塞是外科急症，每一秒都至关重要。
然而，现实冰冷刺骨。县医院根本不具备开展紧急开胸手术的条件！没有足够的心血管缝合线，没有合适的生物蛋白胶，没有体外循环机作为后备支持，甚至连能够胜任这种急诊开胸手术的助手都极度匮乏。在海拔4700米的地方进行如此高风险的操作，成功率微乎其微，几乎等同于一场豪赌。
“浩哥……风险太大了！我们……我们能不能想办法稳住他，然后紧急转运去低海拔地区？”一个队员看着多吉迅速恶化的指标，声音发颤。理智告诉他们，转运虽然希望渺茫，但至少比在这里进行一场近乎自杀式的手术要“稳妥”。
张浩的目光扫过周围。仁增医生和本地护士们眼中充满了无助和期盼；送多吉来的牧民们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祈祷；而躺在简易担架上的多吉，脸色死灰，呼吸微弱得几乎看不见胸膛起伏。
时间，只剩下分秒。
张浩的脑海中闪过林默的脸，闪过在岗巴和怒江经历的无数台危急手术，闪过林默常说的那句话：“我们可能无法拯救每一个生命，但我们必须为每一个生命，战斗到最后一刻。”
转运？多吉的状态根本撑不过崎岖山路的一个小时。所谓的“稳妥”，在这个距离天空最近的地方，往往意味着彻底的放弃。
一股近乎蛮横的决绝从张浩心底涌起。他猛地抬头，眼神如同高原的鹰隼般锐利：“准备手术！就在这里！现在！”
他几乎是吼着下达命令：“把所有能用的氧气瓶集中过来！准备最粗的静脉通道！仁增医生，你跟我上台！其他人，维持循环，准备抢救药品！”
没有合适的缝合线，他就将几种不同型号的线组合使用；没有生物胶，他就依靠更精细的缝合技术和压迫止血；没有体外循环，他的每一次下针都必须精准到毫米，不能有任何失误，因为心脏随时可能停跳。
临时手术室里，空气仿佛凝固。只有张浩沉稳的指令、器械碰撞的细微声响，以及监护仪那催命符般的警报声。高原缺氧让他的每一次呼吸都如同风箱，汗水浸透了刷手服，顺着额角流下，刺痛着眼睛，但他手上的动作却没有丝毫颤抖。
游离、切开心包、吸除积血、找到心脏上那个还在汩汩冒血的破口、精准地进针、缝合……
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当最后一针打结，心脏破口被成功修补，心包内的压力解除，那颗饱经磨难的心脏重新开始相对有力地自主搏动时，监护仪上那条几乎拉成直线的心电波形，终于恢复了虽然微弱却坚定的起伏。
“成功了……”仁增医生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仿佛刚跑完一场马拉松。
张浩靠着墙壁，缓缓滑坐到地上，脱力的手指还在微微颤抖。他看着被推出临时手术室的多吉，看着牧民们涌上来时那劫后余生的狂喜泪水，一种难以言喻的、混杂着极致疲惫与巨大成就感的情绪，淹没了他。
他拿出卫星电话，拨通了林默的号码。
“师父，”他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我们……刚抢回来一条命。”
电话那头，林默沉默了片刻，只回了三个字：
“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