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史已经拿起筷子，招呼我们：“行了，都别愣着了，动筷子。到了这儿就跟到自己家一样，没啥好菜，就管饱。”
我们这才坐下，拿起筷子。耗子对着老史媳妇招呼：“嫂子，您也忙活半天了，一起吃。”
“你们吃你们的，甭管我，灶上还有呢。”她说着，又转身出去了。
我们默默地吃着。饭菜味道确实很足，土豆丝脆生，辣椒够劲，浆水萝卜酸爽解腻，卤肉也炖得入味。但此刻吃在嘴里，却都有些食不知味，心里的石头太重，再好的饭菜也压不下去，只是为了维持体力而机械地吞咽着。
一夜无话。
第二天，老史弄了辆自行车，驮着我去了陇西县档案馆，这个单位在一栋旧楼里，光线昏暗，空气里飘着一股子纸张发霉和灰尘混合的味儿。老史找的朋友姓周，是个头发花白、戴着厚眼镜的干瘦老头。他听说我们是老史带来的，没多问，直接把我们领进了一间堆满档案架的房间。
“《巩昌府志》、《陇西县志》……还有些没编目的手抄本、碑拓，都在这边了。自己看，别弄坏了。”周老指了指几个书架。
“一定一定，感谢”，顾不上说多的，客气了一句我就一头扎进了纸堆里。
我的指尖小心地避开那些泛黄纸页上脆弱的裂痕，目光一行行扫过密麻麻的文字，偶尔在一些模糊的刻本插图上稍作停留。
“汪世显”、“巩昌总帅府”、“陇西王”……我默念着这些名字，像在无边无际的沙滩上里捡拾散落的珠子，试图把它们重新串起来。
通过这些支离破碎的记录，一个曾经显赫无比的家族轮廓，渐渐在我脑中清晰起来：
金末乱世，枭雄并起。汪世显凭借军功成了金国最后一任巩昌节度使。蒙古铁骑南下，他做出了归降蒙古王子阔端的决定。是贪生怕死？还是审时度势？史料语焉不详。
投降，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荣华。汪家一跃成为蒙元初期汉地最显赫的世侯——“巩昌都总帅”，开府建衙，权势熏天。子侄辈如汪德臣、汪惟正等人，也让汪家的权势如烈火烹油。
但盛极而衰是铁律。元朝坐稳江山后，巩昌总帅府的地位被一点点削弱，到了明朝，这个家族似乎就悄无声息了。
在翻阅中，我注意到一个地名被反复提及——贵清山。志书里说，汪家的祖茔在徐家坪，那地方紧挨着贵清山。山南面，有重要的驿站“熟羊寨”，还有盐井。有个叫汪惟正的汪家后人，曾“按部至漳”（巡查到漳县），还写过一篇《祈雨文》，里面提到了“漳源灵湫”——看来贵清山的水脉在他们眼里很重要。那些元代摩崖石刻……等等，还有关于“断涧仙桥”的记载，旁边用小字注明了“隆庆元年巩昌总帅府经历汪澜监修”，这倒是明朝的物件了，并非元代。但所有这些碎片信息，似乎都隐隐说明汪氏与这座山有着超乎寻常的关联。
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厚厚一叠，线索很多，汪家的历史也很清晰，它们和贵清山的地理交织成一张大网，我站在网中央，却找不到那根能提起整个网的线头。那个被封印的“龙眼”，它到底在哪？贵清山如此之大，具体地点在哪里？
抱着复印来的一大摞资料回到老史家，已是傍晚。耗子迎上来，眼里带着询问。我摇摇头，把资料放在八仙桌上，疲惫地坐下。
“咋样？。”耗子急切地问。
“汪家的历史是摸到点边了，”我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指着笔记上反复出现的那个词，“而且，所有的线索，好像最后都隐隐约约指向一个地方——贵清山。”
我顿了顿，眉头皱得更紧：“但这山太大了，线索也太散了，就像一把沙子，看得见，抓不住。具体在哪，还是没头绪。”
夜幕彻底笼罩了陇西。院子里，老史的媳妇在收拾碗筷，远处传来几声狗吠。厢房里，昏黄的光晕只能照亮桌子这一小片地方。
我和耗子对坐着。那份焦灼，像这西北夜里的寒气，一丝丝地从脚底往上冒，钻到骨头缝里。
水生和秀秀的脸，还有林念郞那冰冷的威胁，在这种绝对的安静和等待中，变得格外清晰，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