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靠过去，缆绳往桩上一绕，我们仨跳上平台。
中转站主体是两层小楼，外墙漆着“三峡移民安置办”的红字，被雨水冲得“血泪横流”。
玻璃门碎了一半，剩下半扇在风中“吱呀”晃，大厅里桌椅翻倒，文件散了一地。
墙上贴着搬迁告示，落款大红公章已被霉斑啃得只剩半圈。
耗子捡起一张旧报纸，头版标题：《秭归县最后一批移民今晨离港》。
配图里，男女老少拎着蛇皮袋，背景正是这座码头。
我们清出一张木桌，铺上塑料布。
水生从船舱拎来半瓶白酒、一包花生米。
雨越下越大，窗户被风拍得“哐哐”响，像有人在外头敲门。
酒过三巡，身子暖了，胆也肥了。
耗子无聊的对我说：“哥，来段硬核的，给兄弟们搞搞心理建设，压压惊。”
我灌一口酒，抹抹嘴，开腔——
“这事儿发生在1972年，就离咱这站三公里，老名字叫‘青滩嘴’。当年有个水文站老郑，五十出头，光棍一条，爱喝酒。
那天晚上他值班，听见外头有人喊：‘老郑——船靠岸——’
声音拖得老长，像唱川剧。
老郑拎着马灯出去，江面大雾，啥也看不见。
他回屋刚坐下，又喊：‘老郑——船靠岸——’
老郑怒了，骂了句‘哪个龟儿大晚上装神弄鬼’，拎着铁锹冲出去。
结果你猜咋的？
雾里头真有一条船，黑篷黑帆，船上站一排人，脸色惨白，冲他招手。
老郑酒壮怂人胆，跳上船就要理论，脚刚踩甲板，船‘哗啦’散了，变成一堆棺材板。
老郑跌进江里，被下游渔民救起，高烧三天三夜。
烧退了，人却疯了，逢人就喊：‘船来了！船来了！’
后来搬迁，老郑死活不上船，抱着水文站的旗杆不撒手。
最后几个壮汉硬把他抬上甲板。船离岸那刻，他忽然安静，指着江心说：‘你们听，他们在唱歌。’众人侧耳，只有风声。当天夜里，老郑在安置房里吊死，用裤腰带把自己挂在了吊扇钩子——钩子离地一米六，老郑一米七五。”
我讲到最后一句，故意压低嗓子，配合外头“呜——”的风声。
耗子脸都白了，抱着胳膊直哆嗦：“哥，别说了，我感觉环境温度骤降了五度，心理防线快被突破了。”
我哈哈大笑，“凉个屁！真相是——
老郑喝的散装苞谷酒，甲醇超标，产生幻视。
他踩空的‘船’是漂来的烂木排。
至于上吊——法医报告写得清清楚楚，严重抑郁症，哪有什么鬼唱歌，纯粹酒精加心病。”
耗子愣了两秒，长出一口气，一拍大腿：“我就说嘛！凡事都得有科学依据，孤证不立！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啥超自然现象，那玩意儿的当量可没法计算。”
半夜，我被“吱呀吱呀”声吵醒。
睁眼一看，耗子抱着他那把改短的工兵铲缩在墙角，脸色比墙皮还白。
“哥，你听！有不明声源，非周期性，金属摩擦音！”
声音从隔壁档案室传来，像有人在拖铁柜。
我拎起手电，一脚踹开门——
一只老鼠撅着屁股，正费劲往柜缝里钻，尾巴扫在铁皮柜门上，“吱呀吱呀”。
我冲耗子努努嘴：“瞧见没？你说的‘非周期性不明声源’。”
雨停时，东方泛起蟹壳青。
我们收拾残局，把空酒瓶码在窗台，给废站留了个纪念。
柴油机再次咳嗽着启动，船尾搅起黄泥汤。
耗子则拿出他的自制三波段拉杆天线，借着最后的制高点，鬼鬼祟祟地转动着，似乎在测算什么方向。
我回头望了一眼斑驳的“移民安置办”招牌，心想：
再过十年，这楼塌进江里，故事就真成鬼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