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你又在发呆装深沉，跟个便秘的蛤蟆似的。过来搭把手！”
一声咋呼把我从回忆里薅了出来。
我抬起头，眯着眼看向船头。
一个精瘦的年轻人，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跨栏背心，正费劲地摆弄一台比饭盒略大的71型短波电台。
他叫耗子，真名郝志军，以前是兰州军区的工兵，退伍后一身本事没处使，就跟着我们下了水。
这家伙三句话不离“当量”和“频率”，动手前永远先算安全距离，口头禅是：“别慌，药量够，炸得刚刚好。”
“你那破玩意儿到底行不行？”我不耐烦地啐了一口，“我这叫思考，思考人类的命运和历史的进程。你那电台满耳朵的杂音，连个屁都听不到。”
“你懂个锤子！”耗子急了，把电台往腰后一挂，小心地护着，像护着亲儿子，“这叫专业！我跟你说，这次绝对能找到点位！”
我翻了个白眼，懒得理他。
我把目光投向船尾。
那里蹲着一个男人，像一尊沉默的石头。他正在用一把小刀，不紧不慢地削着一根竹竿。他叫水生，本地人，祖上十八代都是在三峡里放排的船工。
水生是这条江的活地图。哪儿有暗礁，哪儿有漩涡，哪个沱湾的水流子最邪乎，他闭着眼睛都摸得清。
他从不主动说话，一天到晚你能从他嘴里听到的字，凑不够一盘花生米。你问他一句，他要么点点头，要么摇摇头，心情好了给你一个“嗯”字，就算是给足了面子。
我们仨，一个欠了巨债跑路的前教授，一个沉默寡言的本地船工，再加上一个成天做白日梦的退伍兵，就这么组成了一个草台班子。
表面上是响应国家号召，为三峡工程做前期勘测，背地里，我们有个更响亮的名号——“河底捞”。
不知道是哪个挨千刀的给我们起的，朗朗上口，还他妈带点黑色幽默。
算了，不想了，债主还等着我还钱。
开船！
我说的这些，你可能不信。
但没关系，很快，你就会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