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他的声音也逐渐响起。一位研究大气的同僚补充道：“徐兄所言非虚。我等观测发现，京城上空烟雾弥漫之日，日照锐减，且烟雾中的颗粒物，确对人体呼吸系统有害。”
另一位农学家痛心道：“西山果园便是一例！若帝国良田皆受此害，粮食安全何以保障？”
讨论越来越深入，忧虑越来越沉重。最终，在格物院德高望重的老院长支持下，由徐弘祖执笔，数十位格物院学者联名，起草了一份《谏陈工业污染之害暨请立环境保护疏》。奏疏没有空谈道德，而是用详实的调查数据、严谨的逻辑推理，阐述了工业污染对水体、大气、土壤、农业乃至民众健康的现实及潜在危害，并首次明确提出了“环境保护”的概念，强烈呼吁朝廷立法干预，对工厂排污进行限制和治理。
四、 朝堂博弈：发展与保护的激烈交锋
这份由帝国最高学术机构呈上的奏疏，在朝堂上引发了比“毒糖案”更为复杂和激烈的争论。
以工部尚书及部分地方督抚为代表的“发展派”，言辞激烈：“简直迂腐！工厂烟囱，乃帝国富强之象征！废水废气，乃工业繁荣之必然！若依此疏，处处设限，工厂何以生产？税收何以增加？强国之路岂非自缚手脚？此议断不可行！”
他们强调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积累财富、巩固国防，不能因噎废食。“些许环境问题，待日后国力更盛，再行解决不迟。”
而以徐弘祖等人为代表的“保护派”（此时尚未成形，主要是格物院学者和部分关心民生的官员）则坚持己见：“绝非因噎废食！污染之害，已现端倪，若不及早防治，待积重难返之时，恐付出十倍百倍之代价亦难以挽回！发展之道，应是可持续之道，而非掠夺式、毁灭式的发展！”
双方引经据典，各执一词，争论不休。龙椅上的江辰，面色凝重。他来自现代，对环境污染的恶果有着远超这个时代的认知。伦敦的雾霾、日本的水俣病……那些触目惊心的历史教训在他脑海中闪现。他深知，徐弘祖等人的警告绝非杞人忧天。
但他也理解“发展派”的顾虑。帝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关键爬坡期，任何可能影响增速的政策都必须慎之又慎。然而，一想到龙须河畔沈老栓绝望的眼神，西山下赵老汉的泪水，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大范围的生态灾难，他的心中便有了决断。
五、 帝心独断：《帝国环境保护令》的诞生
在听取双方激烈辩论后，江辰终于开口，声音沉稳而有力，瞬间压过了所有的嘈杂：
“强国富民，乃朕之夙愿。然，朕要的强国，是江山永固、百姓安康之强国！而非以毒水浊气换来的、不可持续之虚假繁荣！”
他目光锐利地扫过“发展派”官员：“尔等只言发展之利，可知污染之害？若河流尽成毒渠，天空永蔽阴霾，良田化为瘠土，纵有金山银山，帝国又将立于何地？百姓又将何以生存？”
他又看向徐弘祖等人：“格物院之奏，数据翔实，切中时弊。‘环境保护’四字，振聋发聩！此非阻碍发展，而是为了更长远、更健康之发展！”
最终，江辰乾坤独断：“着令工部、格物院、户部、刑部，立即会同起草《帝国环境保护令》！此令需明确：凡新建工矿，必须远离水源地、居民区，其排污需经格物院核准之净化法处理，达标后方可排放！现有工厂，限期整改，逾期不达标的，一律关停！各地需划定生态保护区域，严禁破坏山林、湿地！”
他最后强调：“发展，绝不能以牺牲子孙后代之绿水青山为代价！此事关乎国运民生，朕意已决，勿再赘言！”
皇帝的决断，如同一声惊雷，宣告了帝国对环境污染的正式宣战。尽管前路必然充满艰难——技术瓶颈、利益集团的阻挠、执行层面的困难，《帝国环境保护令》的雏形，毕竟在这污浊初显的时代，为未来的青山绿水，投下了一缕微弱却至关重要的曙光。一场更为漫长、更为复杂的“环境保卫战”，就此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