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墨恭敬答道：“陛下，新式耧车、曲辕犁已可量产，正通过均输平准署渠道，向各州郡推广。标准度量衡器（尺、斗、秤）已制出标准母器，正发往各郡县仿制。通往北疆及连接司隶与豫州、荆州的官道拓宽夯筑工程，已分段开工。只是…资金与人力消耗巨大。”
“无妨！”刘宏摆手，“荀彧那里，朕已交代。人力，可以工代赈，吸纳流民。朕要的，是一个政令畅通、物资流通无阻的大汉！你放手去做！”
帝国的机器在最高意志的驱动下，轰然加速。
在冀州钜鹿郡，这片刚刚经历战火与清算，豪强势力被连根拔起的土地上，《限田令》的推行遇到了最小的阻力。朝廷派出的“特使”与地方新任官员（多为讲武堂出身或卢植、荀彧举荐的寒门子弟）联合行动，重新丈量土地，清查隐匿人口。那些无主之地或被抄没的逆产，被迅速登记造册，按照“假民公田”的政策，分配给无地少地的流民和自耕农。官府的吏员带着陈墨监造的新式农具和《代田法》示意图，深入乡里，进行宣讲和指导。
一个老农捧着盖有官府大印的田契，双手颤抖，老泪纵横：“这…这地，真的分给俺了？租子只要四成？官家还借给俺种子和犁？”
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扑通跪在地上，朝着洛阳方向连连磕头：“陛下万岁！青天大老爷万岁！”
这样的场景，在河北多地不断上演。虽然土地兼并的顽疾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根治，但坚冰已然被打破一道裂缝。
而在朝堂之上，另一场交锋也在上演。以司徒袁隗为首的一些世家代表，对于在更多地区推行《限田令》和强化版的《考成法》（严苛考核官吏政绩，尤其注重新政推行与民生改善）提出了质疑。
“陛下，限田之策，虽意在抑制兼并，然操之过急，恐伤及地方良善士绅之心，动摇国本啊！”袁隗在朝会上，姿态恭谨，言辞却犀利，“且《考成法》过于严苛，地方官吏为求政绩，难免急功近利，反滋扰民之弊。”
他的身后，站着不少门生故旧遍布州郡的世家官员，隐隐形成一股阻力。
然而，这一次，刘宏甚至无需亲自驳斥。尚书令卢植率先出列，声音沉稳有力：“袁司徒此言差矣！黄巾之乱，根源便是土地兼并，民不聊生！《限田令》正是为了固本国本，何来动摇之说？至于《考成法》，正是要革除以往官吏怠政、敷衍塞责之弊，使其知民生之艰，尽责于王事！若有扰民，自有御史监察严惩！岂可因噎废食？”
紧接着，大司马皇甫嵩也沉声开口，他虽不直接参与政务，但其军方第一人的身份极具分量：“陛下，军中将士，多出自寒微。若家乡父母能安居乐业，分得田地，则军心更固，士气更盛！臣以为，卢尚书所言，乃老成谋国之道！”
荀彧、陈耽等人也纷纷附议。
面对皇帝毫不妥协的态度，以及卢植、皇甫嵩这两位文武重臣的坚决支持，还有那悬在头顶、刚刚完成一场血腥清算的监察利剑，袁隗等人终究没敢再强硬反对，只能悻悻然地退下。他们意识到，时代的洪流，在皇帝凭借大胜之威的强力推动下，已经变得难以阻挡。
冰雪消融，春回大地。当新一年的春耕开始之时，帝国的面貌已然悄然改变。军队在讲武堂体系的灌输下，更加职业化和忠诚；财政在荀彧的梳理和新政开源下，变得前所未有的健康和有力；监察体系如同无形的神经网络，将皇帝的意志更迅速地传达到末端；而行政体系，则在《考成法》的鞭策和新政的引导下，开始艰难却切实地转向效率与民生。
尽管《限田令》的全面推行依旧任重道远，士族门阀的抵抗也从明面转入地下，但在那些皇权能够绝对掌控的区域，改革的确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着。中央的权威，从未如此直接而有效地贯彻到地方。一种新的秩序，正在战争的废墟和清算的灰烬中，顽强地萌发生长。
刘宏站在南宫的高台之上，眺望着洛阳城外开始泛绿的田野，心中并无太多轻松。他深知，这只是第一步。打压了地方豪强，震慑了旧士族，集中了权力，接下来，他要面对的，是如何驾驭这台被重新锻造、注入了强大动力的帝国战车，驶向何方？是继续向内，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完成他理想中的“度田”，哪怕因此与天下大部分的既得利益者彻底决裂？还是转而向外，利用这支强大的军队和充盈的国库，去实现他心中那“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的磅礴野心？亦或是，还有第三条，更加艰难，却也更加辉煌的道路？权力的集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责任与抉择。下一步，他这凝聚了无上权威的拳头，究竟要砸向何处？朝堂之上，那些暂时蛰伏的势力，如袁隗，如心中愈发不安的何进，他们又在暗中编织着怎样的罗网？帝国的航船，在驶过惊涛骇浪后，似乎进入了一片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更为汹涌的未知海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