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官随即翻开《纪略》，指出段颎当时利用夜色、风声掩护，精准选择突破口，以及利用缴获的胡人衣物进行伪装等细节。
“再看此处，段颎将军为何下令优先焚烧宗庙与粮草，而非追击残敌？”
“是为了打击其精神支柱，并摧毁其持续作战能力！”有学员立刻反应过来。
“正是！此便是《孙子》所言‘攻心为上’！但《纪略》告诉了你具体如何操作！”
通过这种沉浸式的推演与书本对照，抽象的战略思想与具体的战术动作完美结合，深深烙印在每一个学员的脑海中。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乐于接受这种改变。
在北军五校的一座营房内，几名出身将门、靠着祖荫和资历升上来的中年校尉，正聚在一起翻阅着刚发下来的《北征纪略》。
其中一人撇了撇嘴，将书卷随手丢在案上：“哼，尽是些段颎、皇甫嵩如何英明，还有那些匠人鼓捣出来的奇技淫巧！我等家传兵法，难道还不及这一场仗的记录？”
另一人附和道：“就是！打仗靠的是勇气和经验！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强弩几轮齐射，什么炒面能放多久……琐碎至极！难道没有这些，我大汉男儿就不会打仗了？”
“还有这操典，”第三人指着书中附录的新式训练大纲，“要求如此严苛，连走路先迈哪只脚都要管，岂不是把将士当木偶？哪还有一点为将者的临机决断之权？”
他们的抱怨，代表了军中一部分旧有势力的抵触情绪。他们习惯于依赖个人勇武、家传经验和模糊的指挥，对于这种试图将战争“标准化”、“流程化”的努力，本能地感到排斥与不安。
与此同时，在太学以及一些清流士大夫的圈子里，对《北征纪略》的批评之声也开始悄然流传。
“陛下重一役之得失，而轻百代兵家之要义，恐非国家之福啊。”
“军国大事，竟详述匠作之细、商贾之谋，成何体统？”
“长此以往，军中只知有《纪略》，而不知有《孙子》、《吴子》矣！”
这些声音虽然暂时还无法动摇刘宏的决心，却如同暗处的潜流，预示着未来的改革之路，绝不会一帆风顺。
刘宏站在南宫的高台上，遥望着讲武堂的方向。他知道，《北征纪略》的颁行，只是第一步。将实战经验系统化、理论化，并使之成为全军共同的财富，是一场深刻的军事思想革命。它触动的，不仅是战场上的胜负，更是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与利益。
“欲行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亦需承非常之谤。”他低声自语，眼神却愈发坚定。
就在《北征纪略》引发的波澜尚未平息的某个傍晚，一封来自凉州的密奏，被悄无声息地送到了刘宏的案头。奏报并非关于羌乱战事，而是提到了一个名字——董卓。密奏中称，其在陇西应对羌乱时，虽有小胜，但其麾下军纪涣散，劫掠地方，且其人对朝廷新颁之《北征纪略》及军制改革，颇有微词，常于军中言“古法不可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