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四日，黄昏。皖浙边界莽莽群山深处，一处名为“野狼峪”的隐蔽山谷中，天目山部队与共产党游击队组成的联合部队，在经历了“鬼见愁”栈道的生死考验后，获得了短暂的喘息之机。然而，这喘息却伴随着“戚七”急电带来的刺骨寒意——前出接应的皖南友军受阻，日军独立混成旅团已在前方绩溪以北设防，东进汇合之路近乎被彻底堵死。部队孤悬敌后，粮弹将尽，伤员累累，陷入了真正的绝地。下一步，该去向何方？
山谷深处，利用天然岩洞构筑的临时指挥部内，汽灯的光晕在几张疲惫而严峻的脸上跳动。宋希濂、周明远、刘久山、陈致远、张云鹤、赵锡田、李慕华、徐锐、王民生，以及几位团级指挥员和士兵代表围坐，气氛压抑得如同暴风雨前的死寂。中间的地图上，代表日军的蓝色箭头已从西、北、东三个方向，将代表我军的红色区域紧紧包裹。
宋希濂声音沙哑，开门见山：“情况，大家都清楚了。东进皖南的路，基本被鬼子堵死了。第九旅自身难保，接应希望渺茫。我们现在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粮弹告罄，伤员亟待安置。今天这个会，不议细枝末节，就定一件事：咱们这七八千号人，下一步，到底往哪里走？怎么活？”
张云鹤一拳砸在腿上，红着眼睛低吼：“妈的！还能往哪儿走？跟鬼子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总不能活活困死在这山沟里！”
赵锡田相对冷静，但语气同样沉重：“老张，拼命容易，可弟兄们跟着我们，是为了打鬼子，不是送死！眼下敌我力量悬殊，硬拼正中鬼子下怀，是下下策。”
刘久山深吸一口旱烟，烟雾缭绕中眉头紧锁：“东边去不了，北边是鬼子重兵，西边是咱们刚逃出来的虎口。眼下看，只有往南一条路可走。南边是浙西大山，地方大，林子密，鬼子大部队不好展开。那边还有几股咱们的游击队在活动，第三支队也在那边，或许能寻条生路。”
李慕华立即补充，却泼了盆冷水：“刘司令说的南路，确实是唯一可能的方向。但据‘戚七’最新情报和我们的侦察，日军显然也预判了这一点。其驻防浙赣边的部队已有调动迹象，并在几个关键隘口加强了兵力。更重要的是，南路山高林密，人烟稀少，补给极为困难。我们这几千人进去，粮食问题怎么解决？伤员怎么办？一旦被鬼子缠住，就是绝境。”
王民生声音带着哭腔：“粮食……最多还能撑一天半，已经是野菜稀粥了。药品彻底没了，伤员……伤员都在硬扛啊！再找不到药，好多弟兄就……”他说不下去，低下头。
一位士兵代表，是个脸上带伤的老兵，哽咽道：“师长，政委，刘司令！咱们不怕死！可……可不能让伤员弟兄们活活疼死、饿死啊！得想个法子啊！”
周明远强忍悲痛，沉声道：“同志们，越是最艰难的时候，越要冷静！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能保存力量、寻机再战的方案，不是莽撞的牺牲。向南，虽有困难，但或许是唯一有回旋余地的方向。关键是如何走，如何解决补给和伤员问题。”
陈致远接口：“浙西那边，我们有些基础。可以尝试联系当地的同志和同情我们的群众，也许能搞到一些粮食和草药。但量不会大，要有思想准备。”
徐锐提醒：“内部情况也不容乐观。连续行军作战，部队极度疲劳，非战斗减员增加。部分官兵对前途产生迷茫，士气需要提振。必须尽快拿出明确方案，稳定军心。”
会议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只有火柴划燃点烟和沉重的呼吸声。每一种选择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和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
宋希濂目光缓缓扫过每一张焦虑而信任的面孔，最终停留在摇曳的灯火上，良久，他抬起头，眼中布满了血丝，但目光却如同磐石般坚定：“往南走！就向南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