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一月一日，元旦。天目山群峰素裹，凛冽的寒风卷着雪沫，扑打着“鹰巢”指挥部的岩壁。然而，这新年的第一天，丝毫没有喜庆的氛围。昨日“惊雷”行动的惊天爆炸，如同投入湖面的巨石，其引发的涟漪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四面八方扩散。胜利的喜悦是短暂的，随之而来的是更深刻的反省、更严峻的挑战和更复杂的局面。宋希濂和他的战士们，在经历了一场辉煌而惨烈的胜利后，站在了新的历史关口。
“鹰巢”岩洞内，气氛庄重而肃穆。与会者包括了所有核心指挥员：宋希濂、周明远、李慕华、张云鹤、赵锡田、马富贵、高天亮（大小两位队长均带伤出席）、徐锐、林婉华、王民生，以及几位主要营级主管和政工干部。洞内生了炭火，但仍驱不散深入骨髓的寒意。
宋希濂首先发言，他没有坐在主位，而是站在炭火旁，目光扫过每一张疲惫而坚毅的面孔，声音沉稳而有力：“同志们，昨天，公元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我们天目山抗日游击纵队的将士们，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们用自己的勇敢和智慧，粉碎了鬼子使用毒气弹的罪恶阴谋，炸毁了他们的专列！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是你们，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我代表师部，向所有参战官兵，特别是‘斩毒’、‘破障’突击队的英雄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最沉痛的哀悼！” 他缓缓抬起手，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全场肃然，众人纷纷起身还礼，眼神中充满了悲痛与自豪。
礼毕，宋希濂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沉重：“但是，胜利之后，我们更要冷静！要看到胜利背后付出的代价，要看清我们面临的更加严峻的形势！今天这个会，不是庆功会，是总结会，是形势分析会，是下一步行动的决策会！我们要从血的经验教训中，找到继续前进的方向！”
高天亮（大）首先详细汇报了“惊雷”行动的全过程，从潜伏、爆破到撤离，每一个细节，包括毒气泄漏的情况和队员的伤亡，都毫无隐瞒。他最后沉重地说：“……行动成功了，但我们牺牲了九名好弟兄，重伤五人，轻伤几乎人人都有。鬼子的戒备比我们想象的要严，反应也更快。如果不是……不是那些特制的炸弹（指系统兑换的磁性炸弹）和及时的撤离命令，后果不堪设想。我作为前线指挥，对伤亡负有直接责任。”
张云鹤接口道：“老高，你们打得好！炸了鬼子的毒气弹，就是救了咱根据地上万军民！牺牲的弟兄，是英雄！但天亮说得对，代价太大了。咱的宝贝老兵，经不起这么消耗啊。接下来鬼子肯定要发疯，得想想办法。”
赵锡田分析军事形势：“正面鬼子这两天攻势明显减弱，转为固守和炮击骚扰。但这不是好事，说明他们在调整策略。很可能像李参谋分析的，要长期围困，加上更阴险的手段。”
李慕华综合情报，指向挂在岩壁上的大幅形势图，上面已经标注了新的符号：“综合各方情报，形势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国际层面： 我们通过‘戚七’渠道散播的‘日军运载并使用毒气弹’的消息，已经开始在国际上发酵。英美等国的报纸有了零星报道，但官方态度暧昧，日本方面矢口否认，反诬是我们破坏民用设施导致化学泄漏。一场舆论战已经打响。第二，日军动向： 华中日军司令部异常恼怒，其战略重心似乎暂时从急于剿灭我们，转向了‘消毒’——即消除‘鬼跳涧’事件带来的负面国际影响，并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但对我们的封锁必然加剧，特高课的活动也会更加猖獗。第三，重庆方面： 军委会的嘉奖电和晋升令（宋希濂晋升陆军中将）已经明发，这是肯定，但也再次强调‘独立坚持’，实质援助依旧有限。第四，内部情况： ‘灰雀’落网，暂时消除了一个重大隐患，但其交代的监视我补给线的问题，说明‘戚七’的通道已不完全安全，必须调整。”
周明远从政治和思想角度强调：“当前，部队经过连续苦战，虽士气高昂，但疲惫感显现，伤亡带来的悲痛情绪需要疏导。群众在支持我们的同时，也对未来可能更残酷的封锁感到忧虑。我们必须加强内部团结，鼓舞斗志，同时做好长期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
王民生汇报后勤困境：“弹药库存经过补充，仍只够维持一次中等规模防御战。粮食可维持半月，但过冬物资缺口巨大，药品，尤其是特效药，极度匮乏。鬼子的经济封锁，效果会逐渐显现。”
徐锐补充内部安全：“‘影狐’、‘灰雀’虽除，但其网络是否彻底清除，尚需时间验证。日军特高课绝不会善罢甘休，新的渗透必然开始。”
众人各抒己见，讨论了整整一个上午。焦点集中在：如何应对日军的长期围困？如何获取外部援助？如何恢复和发展自身力量？如何应对国际舆论？
最终，宋希濂综合大家意见，做出决策：“同志们，形势很清楚！我们炸掉了毒气弹，但也捅了马蜂窝，把天目山推到了风口浪尖！接下来，我们将面临一场不同于以往的、更加复杂和残酷的‘综合战’！包括军事围困、经济封锁、政治孤立、特务渗透和舆论攻击！我们的策略，也必须随之调整！”
他具体部署：“一、军事上，以静制动，精兵简政。 主力部队转入休整训练，强化阵地，消化战果。同时，扩大和加强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开展更广泛的麻雀战、地雷战，疲敌扰敌，积小胜为大胜。作战方式要从大规模阵地防御，转向灵活的、群众性的游击战。”
“二、经济上，自力更生，突破封锁。 成立生产自救委员会，由周政委牵头，王处长负责。大力开展大生产运动，垦荒种粮，发展手工作坊，建立被服厂、简易兵工厂。同时，千方百计打通新的商贸渠道，哪怕是通过敌占区的关系，用山货土产换取急需的物资。”
“三、政治上，巩固内部，扩大影响。 深入进行政治教育，巩固部队。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改善民生，赢得群众真心拥护。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将我们抗战的事迹，特别是粉碎毒气战的过程，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出去，争取国内外同情和支援。”
“四、外交上，积极争取，利用矛盾。 李参谋负责，继续通过‘戚七’和一切可能渠道，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暴行，特别是毒气战证据。尝试与其它敌后抗日武装取得联系，相互声援。对重庆方面，既要服从大局，也要据理力争，要求必要的装备和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