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坏消息接踵而至，印证了他的猜测。
首先是一个关键的、曾私下向调查组提供过陈国平受贿线索的中间人，突然改口，声称自己“记错了”、“当时喝多了酒说的胡话”，并且拒绝再与调查组有任何接触。
紧接着，另一个曾被陈国平打压、破产的小企业主，原本愤慨激昂地表示要站出来作证，却突然全家离开了上海，去向不明，电话也成了空号。
更让肖霄感到愤怒的是，连李红梅用生命换来的、那本记录着关键资金往来和人员关系的笔记本，在鉴定过程中，竟然也被对方找到了“质疑点”。对方聘请的“专家”声称，笔记本上某些记录的墨水痕迹新旧程度存在“细微疑问”（尽管这种疑问在技术上完全可以解释），需要“更长时间、更权威的机构进行复检”，从而无限期地延长了这份核心证据被采信的进程。
所有的线索，仿佛都在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悄无声息地一一掐断、模糊、甚至污染。调查的推进变得步履维艰，每一次询问、每一次取证，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软绵绵却无法突破的阻力。对方没有明目张胆地阻止调查，却用尽了一切手段，让调查陷入一种“合法”的停滞状态——不断地要求补充侦查、不断地进行重复核实、不断地开会“慎重研究”……
肖霄通过周老板那条隐秘的渠道，终于得到了更确切的消息。消息来源讳莫如深地透露：陈国平的家族及其背后的利益联盟，活动能量远超想象。他们不仅在市里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甚至更上层也有为他们说话的声音。他们采取的策略，并非硬碰硬地否认罪行（因为证据实在太硬），而是千方百计地“拖”。利用程序上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可能的漏洞，拖延案件的审理时间。一方面，时间可以冷却外界关注，可以让他们有机会慢慢地“运作”和“疏通”；另一方面，漫长的拖延本身，就是对肖霄的一种消耗和折磨——他的公司等不起，他的生活等不起，他的精神更可能被拖垮。他们甚至在推动另一件事：为陈国平申请“保外就医”。他们找来了几个“专家”，出具了陈国平患有“严重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的证明，试图以此为由，让他离开看守所。
得知这一切的肖霄，感到一种彻骨的寒冷和愤怒。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认识到，在某些强大的力量面前，个体的坚持和证据的扎实，有时竟是如此的苍白无力。对方甚至不需要推翻法律，他们只需要巧妙地利用法律的程序、利用权力的弹性，就能达到他们的目的！这种无处不在却又难以抓住实体的阻碍，比正面而来的刀枪更让人感到绝望。
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脸色阴沉得可怕。窗外，秋雨又开始了，敲打着玻璃，声音单调而压抑，仿佛永无止境。时间，似乎也在这场无声的较量中凝固了。对他而言，时间就是生命，是公司的生命，也是他刚刚重新拼凑起来的家庭的生命。而对对方而言，时间却是最好的武器和盾牌。
李卫东气得在客厅里来回踱步，破口大骂：“王八蛋！龟孙子！就知道耍这些阴招！有本事真刀真枪干一场啊！霄哥，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去找那些记者，我去把事情闹大！”
“没用的。”肖霄的声音从烟雾中传来，沙哑而疲惫，“那些小报已经被他们控制，大的正规媒体，没有确凿的结论之前，不会轻易报道这种敏感案件。搞不好，还会被他们反咬一口，说我们煽动舆论，干扰司法。”
“那怎么办？难道就眼睁睁看着那混蛋被他们‘病’出去？看着咱们的公司被他们拖死？！”李卫东眼睛赤红，像一头困兽。
肖霄沉默着。怎么办？他也不知道。他感到自己仿佛在与一个无形的巨人搏斗，他用尽全力挥出的拳头，却只能打在空气里。那种无处着力的感觉，几乎让人发疯。
家庭的低气压也因此变得更加沉重。苏晨虽然不懂外面那些复杂的争斗，但她能清晰地感受到肖霄身上那种与日俱增的焦虑和压抑。她变得更加沉默，眼神里的担忧几乎要溢出来。她只能在他深夜独坐时，默默地给他披上一件外套，或者端上一碗一直温在灶上的小米粥，却不敢多问一句。
甚至晓梦，也似乎被家里这种凝重的气氛所影响。她依旧躲着肖霄，但有一次，肖霄深夜从书房出来，竟看到晓梦房间的门缝底下还透出灯光，里面传来极轻微的、压抑的咳嗽声——她也一直没睡。那一刻，肖霄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大人的战争，最终还是波及到了孩子。
希望，如同风中残烛，明灭不定。时针的转动，仿佛都带着凝滞的沉重感。肖霄站在窗前，看着被雨水模糊的城市夜景，那万家灯火中，似乎没有一盏能照亮他前方的路。他知道，对手正在用最残忍的方式——时间，来消磨他的意志，摧毁他的一切。
他能否在这一切被拖垮之前，找到打破这无形壁垒的方法？这场意志的较量，似乎才刚刚进入最残酷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