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那边好像新来了个副科长，挺较真的，专门盯着个体户的营业执照……”
“……广东那边最近暴雨，好多路都冲毁了，货运可能都会受影响 dey（延迟）……”
这些信息，碎碎点点，不成系统，但往往都能从侧面印证或补充王大锤那边传来的市井消息，甚至有时能提供一些更“内部”的视角。肖霄会默默记下，然后让李卫东通过自己的渠道去小心核实。十次里面，大概有六七次是准确的，确实帮助他们避开了一些麻烦或者抓住了某些稍纵即逝的机会。
这个过程，让肖霄对李红梅的处境有了更清晰的判断。她确实能接触到一些信息，但显然并非核心圈子，得到的多是些零碎的、边缘的风声。而且，她传递信息的方式非常小心谨慎，从不涉及具体的人名、单位、时间，总是用模糊的“听说”、“好像”、“最近”来掩盖来源，显然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风险。
这种联系，让肖霄感到一种沉重的疲惫。每一次和李红梅通话，他都能感受到电话那头那份欲言又止的挣扎和无法言说的愧疚，这让他不时会想起在黑土地上的那些岁月，想起那个曾为他挺身而出的女知青，心里会泛起一丝复杂的、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怜悯。但更多的，是警惕。他必须时刻绷紧神经，揣测她每一句话背后的真实意图，判断哪些是善意提醒，哪些可能是精心布置的诱饵。
这种危险的“舞步”，也影响到了他的生意决策。他变得更加多疑，每一个环节都要反复确认，决策过程更加冗长。有时为了避免可能的风险，他甚至会主动放弃一些利润可观但感觉“不安全”的机会。生意的发展速度明显放缓，但也变得更加稳健，根基在压力下被一点点夯实。
期间，李红梅约过他一次，说是在一家新开的咖啡馆见个面，“随便聊聊”。肖霄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借口生意忙，抽不开身。他绝不能给她制造任何可以近距离观察、套取更多信息的机会，也不能让自己陷入可能被设计的场合。电话里的只言片语已经是在走钢丝，面对面接触，变数太大，他冒不起这个险。
李红梅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语气里带着明显的失望，但也没再坚持，只是低声说了句“那好吧，你多保重”，便挂了电话。
这次拒绝之后，李红梅的电话间隔变得更长了。再次来电时，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鼻音，似乎哭过，或者经历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她依旧重复着那些套路化的问候，但那次提供的“消息”却格外含糊，几乎没有任何价值，更像是在完成一项不得不做的任务。
肖霄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变化。他猜测，要么是陈国平那边给了她更大的压力，要么是她自己的心态发生了某种变化，对扮演这个双面角色感到了更深的厌倦和痛苦。
就在这种微妙而紧张的关系中，时间悄然流逝。肖霄的生意在磕磕绊绊中继续前行。有了王大锤的庇护和周继先偶尔在更高层面、不经意的关照（肖霄后来才知道，那次税务专项检查的风声，周继先其实也早有耳闻，并让人给相关部门打了“招呼”，否则力度可能远不止于此），虽然再也无法像最初那样狂飙突进，但总算站稳了脚跟，积累也在缓慢增加。
他将大部分盈余都投入到了对陈国平的调查中。李卫东和王大锤的人，像一张无形的网，持续不断地收集着关于陈国平工作、生活、人际关系的碎片。进展缓慢，但并非全无收获。他们发现陈国平与几家郊县乡镇企业的负责人往来异常密切，频繁在一些高档场所私下会面，其中似乎存在着一些超出正常业务范围的利益输送嫌疑。只是证据难以抓取，对方行事非常小心。
这一切，肖霄都小心翼翼地隐藏着，在李红梅可能出现的任何信息渠道里，没有流露出分毫。他展现给李红梅，以及通过她传递给陈国平的，是一个被持续打压、生意艰难、疲于应付、但仍在苦苦支撑的个体户形象。
他希望陈国平满足于这种“掌控感”，希望对方的轻敌和傲慢，能最终成为其失败的根源。
这场暗中的较量，因为李红梅这个特殊变量的存在，变成了一场更加复杂、更加考验耐心和意志的心理战。肖霄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猎人，在迷雾中，既要警惕黑暗中随时可能射来的冷箭，也要小心分辨那只偶尔会靠近、不知是敌是友的夜莺的啼鸣。
而他所有的坚持和算计，最终都指向那两个在迷雾深处、若隐若现的身影——苏晨，和那个他只见过一幅画的女儿，肖晓梦。她们是他在这危险舞步中，保持平衡的唯一支点，也是他最终要抵达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