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设置的“香饵”已通过隐蔽渠道放出，针对“灰狐”的反击之网悄然张开。林峰远程掌控着大局，指令清晰，反馈及时，但他深知此类行动急不得，需要耐心等待鱼儿上钩。他将主要精力收回，聚焦于眼前党校学习的又一重要关口——结业论文答辩。
答辩安排在党校一座庄重典雅的综合楼会议室内。深红色的地毯，环形的深色木质答辩桌，正前方悬挂着鲜艳的旗帜，营造出严肃而隆重的氛围。参与答辩的除了班主任郑老师和几位校内资深教授，还有两位特聘的外部评审专家，均是相关领域的权威学者或退休部级领导，阵容堪称豪华。
学员们按照抽签顺序依次进行陈述和答辩。气氛紧张，有人侃侃而谈，也有人在高规格的质询下略显局促。王宏伟的论文聚焦于“宏观政策传导机制优化”，理论框架搭建得十分漂亮，引证丰富，但在回答一位外部评审关于“政策在区域差异化落地的具体障碍”时，显得有些过于理想化，回答未能完全切中要害，被评审专家温和但犀利地指出了几点脱离实际的假设。
王宏伟面色微红，点头称是，坐下后眉头紧锁。
轮到林峰时，他稳步走上答辩席。他今天穿着合身的深色西装，白色衬衫熨帖平整，没有系领带，显得沉稳而不失活力。他打开自己那篇题为《构建战略性科技力量一体化安全与发展体系：理论、挑战与华夏路径》的论文，目光平静地扫过在场的评审。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领导，”他的声音不高，但清晰有力，带着一种经过锤炼的沉稳，“我的论文试图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在新时期错综复杂的国际竞争格局下，尤其是在某些西方势力对我高技术领域进行系统性遏制的背景下，我们如何构建一个既能确保安全自主，又能保持开放创新活力的战略性科技力量体系？”
开篇立意，直接点明当前面临的严峻挑战和论文的现实意义，瞬间抓住了所有评审的注意力。
他接下来的陈述，逻辑严密，层层递进。他没有停留在空泛的理论阐述，而是深度融合了自己在东南省主导推动“玄鸟”项目的完整经历——从初期的技术路线抉择、面临的国际技术封锁与人才猎杀，到中期的产业链协同攻关、政策与市场资源的精准配置，再到后期应对“袁家”这类内部蛀虫与“灰狐”等境外势力的复合型威胁。
他将这些活生生的案例，巧妙地嵌入到对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理论、以及非传统安全理论的探讨中。讲到关键技术突破时，他引用了大量扎实的数据和国内外技术路线对比；讲到资源整合时，他详细分析了政府引导基金、市场化运作与政策性金融工具如何形成合力；讲到安全防护时，他更是结合近期亲身经历的“检测中心数据扫描事件”（隐去反制细节），深入剖析了从技术窃密到商业规则滥用、舆论抹黑等全方位、多层次的威胁形态及其应对策略。
“……因此，我认为，”林峰总结道，“构建新时期的战略性科技力量，必须跳出单纯的技术追赶思维，树立‘一体化安全与发展’的系统观念。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能够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孵化、市场应用、乃至标准制定和规则博弈的全链条、多维度支撑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在于实现‘科技能力、产业控制力、安全防护力’的三位一体和螺旋上升。政府的角色，不是大包大揽，而是要成为关键方向的‘指引者’、稀缺资源的‘调配者’、创新生态的‘营造者’和国家安全利益的‘坚定守护者’。”
他的陈述持续了二十五分钟，时间把握精准，内容干货满满，既有战略高度，又有实践深度，更有应对当前复杂局面的现实紧迫感。几位评审老师听得非常专注，不时微微颔首，或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
陈述完毕，进入质询环节。气氛陡然变得更加紧张。
一位头发花白的外部评审，曾是科技领域的高级官员，率先发问，问题直指核心：“林峰同学，你的论文很有见地，案例也非常生动。但我有一个疑问，你强调政府要在关键方向发挥‘指引者’作用，这个‘关键方向’如何科学界定？如何避免因政府判断失误而导致巨大的资源错配，甚至像历史上某些国家一样，陷入‘计划经济’的路径依赖？”
这个问题非常尖锐，涉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永恒难题。
林峰似乎早有准备，从容应答：“感谢老师的提问。这正是论文试图厘清的关键之一。我认为，‘关键方向’的界定，必须基于对国家长远发展战略需求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世界科技前沿和产业变革趋势的精准把握。它不应是少数人闭门造车的结果，而应是一个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动态调整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