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云飞冷冷盯着钱伯钧，声音低沉却充满杀意：“钱伯钧……你是打定主意要做汉奸了？”
张富贵在一旁插话：“团座这话就说得重了，什么叫汉奸？咱们这是另辟蹊径！”
“汪先生提出的‘曲线救国’主张很有道理。
正面拼不过曰本人，为什么不换条路走？调整一下策略，换个方式继续抗争。”
“谁也不想真的投降，我们只是暂时依附曰军，拿他们的粮饷、武器和补给来壮大自己！”
“说白了，就是借敌人的资源养自己的兵，等实力够了，再狠狠反戈一击！”
不得不说，那位汪姓大汉奸所鼓吹的“曲线救国”，确实蛊惑了不少人心。
原本所谓“曲线”，不过是换一种方式坚持抗战到底。
可在汪某人嘴里，“曲线救国”却成了先低头称臣、换取利益，待日后翻脸再起的借口。
听上去似乎合情合理，可一旦迈出投降这一步，便已彻底背离了抗战初衷。
真正的“曲线救国”不会改变抵抗外侮的根本目标，而汪氏之流所谓的“曲线”，从一开始就是跪着求生的投降主义。
想象总是美好的——先假装归顺，从小鬼子那儿拿到武器弹药、粮草补给，养足力气后再寻机反戈一击。
可现实哪有这么简单？一旦踏上了这条路，就等于背水一行舟，再难回头。
当了伪军，就成了人家眼皮底下的棋子，处处受控，想翻身？谈何容易！
汪大汉奸能想到的招数，曰本人早就防着呢。
他们对皇协军、伪军的戒备从未放松，怎会轻易让这些部队坐大后倒戈？
但不可否认，汪某人那套“曲线救国”的说辞，确实极具迷惑性，不少人一听便信以为真。
钱伯钧和张富贵显然就是被这套话术洗了脑。
楚云飞的脸色愈发阴沉，声音里压着怒火：“你们两个现在是真出息了啊……当卖国贼还能讲出一番大道理来？”
“你们得搞清楚，我们究竟为谁而战？为何而战？是为了国家民族，不是为了几杆枪、几顿饭！”
钱伯钧却一脸平静地回应：“团座说得没错……我们的确该为国而战，也该为山城正府效力。
可这样的正府，真的值得我们拿命去拼吗？”
“忻口一役之后，咱们358团伤亡过半，元气大伤！可无论是第二战区司令部，还是山城那边，哪个给过我们一枪一弹、一个兵员？”
“如今这五千多人马，枪支弹药，全是我们自己一点点拉起来的！既不靠山城，也不仰仗晋绥军——这是我们自己的队伍！我要带他们换旗易帜，轮不到别人指手画脚！”
这话明摆着就是在宣告：这一营是我钱伯钧一手打造的，早已不是晋绥军的附庸，我要投敌也好，自立也罢，你楚云飞无权干涉！
值得一提的是，忻口会战发生在1937年，而眼下已是1940年。
也就是说，楚云飞带领358团苦心经营三年，才勉强恢复到五千余人。
相比之下，苏墨的独立营从最初二十人起步，短短不到三个月就发展到三千之众——这速度简直骇人听闻。
难怪楚云飞见到苏墨那支部队时，也不由得感慨：捌陆军扩编的本事，实在惊人。
听到钱伯钧这番话，楚云飞终于按捺不住，猛地站起身，怒视着他：“放屁！要是没有晋绥军给你们提供粮饷供给，你们那一营将近两千号人，难道是喝西北风活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