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芳愣住了：“爹……你咋知道了？”
“我咋知道？现在全镇都知道了！说我们家出了个告状精！说李进是因为卖了假药心里有鬼才自杀的！你把他最后那点脸都丢尽了！”刘老栓气得浑身发抖，“张建国刚给我打了电话，话里话外威胁我！说要是把他逼急了，谁也别想好过！你在县里躲清静，你想过家里吗？想过你弟弟妹妹还在镇上过日子吗？”
原来，张建国在县局被询问后，虽然暂时被放回（因侦查需要，未立即采取强制措施），但他立刻嗅到了危险，并且迅速查到了是刘大芳去县里举报的。他不敢直接对付刘大芳，便拐弯抹角地找到了刘老栓，软硬兼施，试图通过家庭压力让刘大芳撤诉或者闭嘴。
“爹！李进是被他逼死的！他卖假药害人！我为什么不能告他？”刘大芳又气又委屈。
“证据呢？啊？警察都说不是他杀的了！你瞎折腾什么？非要闹得全家鸡犬不宁你才甘心？”刘老栓根本不听，他脑子里只有根深蒂固的“息事宁人”和“家丑不可外扬”，“我告诉你，赶紧跟我回去！去跟警察说，那录音是你瞎编的，日记是你伪造的！把事情了了！”
“我不！”刘大芳斩钉截铁地拒绝，眼神是前所未有的坚决，“李进的冤屈不了，我绝不回去！他就是化成灰，我也要给他讨个说法！”
“你……你反了你了！”刘老栓暴怒，扬起手就想打。
刘大芳没有像以前那样躲闪或者屈服，她直接挺地站着，仰着脸，眼神冰冷地看着父亲：“你打！就像当初打李进一样！你把他最后一点念想打没了！现在你再把我打死！看看我们两口子的命，能不能换你一个清净！”
刘老栓的手僵在了半空中。他看着女儿那双酷似死去女婿的、执拗而绝望的眼睛，那里面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令人心悸的光芒。这一巴掌，他最终没能落下去。
“好！好！你翅膀硬了！我管不了你了！”刘老栓气得脸色铁青，跺了跺脚，“从今往后，你不是我刘老栓的闺女！是死是活，跟我没关系！你别连累家里！”
说完，他摔门而去。
刘大芳看着父亲愤怒离去的背影，身体晃了晃，扶住了墙才没有倒下。亲情的背离，像又一记重锤，砸在她早已伤痕累累的心上。
但她没有哭。
她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父亲骑着三轮车远去的背影，眼神愈发坚定。
她知道，她真的没有退路了。
前有张建国的威胁，后有家庭的决裂。
她只剩下自己，和怀里那份沉甸甸的、用丈夫的生命换来的证据。
还有，那微弱的、却不肯熄灭的，来自县公安局的，那名为“正义”的希望之火。
战斗，才刚刚开始。
而她，已准备好孤身奋战到底。
第十章 深渊回响
父亲摔门而去带来的震动，远比刘大芳预想的要强烈和持久。
那不是简单的父女争吵，而是一种根基的动摇。在她近四十年的人生里，父亲刘老栓代表着权威，代表着这个家不可撼动的支柱，也代表着乡村社会里那套运行已久的、看似坚固的规则。如今，这根支柱在她面前轰然断裂，那些规则也露出了冰冷而残酷的獠牙。
孤立无援的感觉，像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她。
妹妹显然被父亲的暴怒和决绝吓坏了，看着刘大芳的眼神里充满了担忧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埋怨。妹夫下班回来，听说了事情经过，沉默地抽了很久的烟，最后也只是叹了口气，说：“姐，不是我们不留你，爹那个脾气……你看这事闹的……要不，你先回村里看看？”
潜台词很清楚，这里也不欢迎她了。她成了一个麻烦，一个会带来不安定因素的“告状精”。
刘大芳没有争辩，也没有哭泣。她默默地回到临时居住的小客房，开始收拾自己寥寥无几的行李。那个装着证据和存折的帆布包，始终不离身。
她知道，县城不能再待了。这里没有她的立足之地。
可是，回村吗？
回到那个充满了李进死亡气息的小院？回到那些可能带着同情、但更多是看热闹和非议的乡邻目光中？回到随时可能面对张建国更直接威胁的环境里？
回去，无异于自投罗网，坐以待毙。
但不回去，又能去哪里？天地之大，似乎已经没有她刘大芳的容身之处。
那一刻，她甚至理解了李进最后时刻的绝望。当一个人被家庭、被环境、被看似无法撼动的力量逼到墙角，看不到任何出路时，死亡，似乎真的成了一种解脱。
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就被她狠狠地掐灭了。
不，她不能死。
李进已经用死亡发出了无声的控诉，她如果也死了，那他的死就真的毫无价值，真相将永远石沉大海。张建国会逍遥法外，继续用他的假药害人。而她和李进，只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又一个“可怜又可悲”的谈资。
她必须活下去。不仅是为了讨回公道，更是为了证明，像她和李进这样的“小人物”，即便被逼到深渊，也还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也还能挣扎着，试图撬动那看似坚固的铁板一股。
第二天一早，刘大芳向妹妹一家告别。妹妹看着她欲言又止，最终还是塞给她两百块钱。刘大芳没有推辞，默默地接了过来，她知道，这可能是她接下来唯一的生活来源。
她没有直接回村，而是在汽车站买了一张前往邻县一个偏远镇子的车票。那里有她一个远房表姨，多年未曾联系，但这是她此刻能想到的、唯一可能暂时收留她的地方。
她需要找一个地方躲起来，舔舐伤口，同时等待县公安局的消息。她像一个被迫转入地下的战士，失去了所有的后方支援，只能依靠自己和对那渺茫希望的坚守。
一路上，她紧紧抱着帆布包，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每一个人。任何一道投向她的目光，都让她心惊肉跳。她总觉得，张建国的眼线无处不在。
颠簸了几乎一整天，在天快黑的时候，她终于找到了那个位于山坳里的、更加贫穷和闭塞的小村庄，找到了表姨家。
表姨是个淳朴的农村老太太，看到她风尘仆仆、面色憔悴的样子，虽然惊讶，但还是热情地收留了她。对于刘大芳含糊其辞的“家里有点事，过来住几天”，表姨没有多问，只是默默地给她收拾出了一间堆放杂物的偏房。
这里的环境比她自己家还要艰苦，但胜在安静、隐蔽。刘大芳稍微安下心来。
安顿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县公安局那位赵警官打电话。她用的是表姨家的座机。
电话接通了，赵警官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
“赵警官，是我，刘大芳。”
“刘大姐，你好。你现在在哪里？安全吗？”
“我还好，在一个亲戚家。”刘大芳没有透露具体位置，“赵警官，我想问问，张建国那个案子……有进展了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赵警官的声音传来：“刘大姐，调查正在进行中，有些情况比较复杂。张建国很狡猾，我们暂时还没有拿到他销售伪劣兽药的核心账目和仓库地点。他背后可能确实牵扯到一些关系网，调查遇到了一些阻力。”
阻力……关系网……
刘大芳的心又揪紧了。果然，事情不会那么顺利。
“那……那怎么办？”她的声音带着无助。
“你放心，我们不会放弃。只是需要时间，也需要更多确凿的证据。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尽量不要暴露行踪。张建国那边，我们也在监控，但目前没有发现他有直接对你采取行动的迹象。”
挂了电话，刘大芳坐在偏房的炕沿上，久久没有动弹。
赵警官的话，像是一盆温水，既给了她一丝慰藉（警方没有放弃），又让她感到了更深的寒意（阻力、关系网、需要时间）。
时间，她等得起吗？她带来的那点钱，能支撑多久？躲在这个山村里，真的安全吗？
更重要的是，如果警方因为“阻力”而迟迟无法取得突破，她该怎么办？难道就这样无休止地躲藏和等待下去？
绝望的情绪再次如同野草般滋生。
她拿出李进的日记，一遍又一遍地翻看。那些熟悉的字迹，记录着丈夫生前的挣扎、苦闷、不被理解的坚持，还有……对她和这个家深沉却笨拙的爱意。
当她读到李进记录她生病，他熬夜照顾，并在日记里写下“望她早日康复，这个家不能没有她”时，泪水终于忍不住决堤。
他不是不爱这个家，不是不负责任。他只是用他的方式在努力，只是他的方式，与这个现实的世界，格格不入。
“李进……”她抚摸着日记上的字迹，低声啜泣，“我该怎么办？你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办？我一个人……撑得好难……”
空荡的偏房里，只有她的哭声在回荡，无人应答。
然而，哭泣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哭累了，她擦干眼泪，眼神重新变得坚定。
她想起录音里张建国那嚣张的语气，想起父亲决绝的背影，想起赵警官说的“阻力”。
她不能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警方身上。她必须做点什么，为自己，也为李进，争取主动。
可是，她能做什么呢？
她一个农村妇女，要钱没钱，要人脉没人脉，要文化也没多少文化。
她有的，只是那股不认命的狠劲，和手里这两份证据。
一个大胆的，甚至有些疯狂的计划，开始在她脑海中慢慢成形。
张建国不是怕事情闹大吗？不是有“关系网”保护吗？
那她就想办法，把这件事彻底闹大！大到他的“关系网”也捂不住！
她要去找媒体！去找那些专门曝光黑暗、为民请命的记者！
这个念头让她既兴奋又害怕。她知道，这无异于一场赌博，赌赢了，可能柳暗花明；赌输了，可能会激怒张建国和他背后的人，引来更疯狂的报复。
但此刻的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了。
她找出那张存着卖猪钱的银行卡，紧紧攥在手里。这钱，原本是打算给孩子读书，或者应付不时之需的。现在，它成了她实现这个疯狂计划的唯一资本。
她需要一台能上网的手机或者电脑，需要找到媒体的联系方式，需要想办法离开这里，去往更大的城市……
前路漫漫，凶险未知。
但刘大芳知道，从她决定不再沉默、不再认命的那一刻起，她就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路。
深渊就在脚下，但她偏要对着深渊，发出自己的呐喊。
哪怕这呐喊声微弱，哪怕可能被深渊吞噬。
她也要试一试。
夜色深沉，山村的夜晚格外寂静，偶尔传来几声狗吠。
刘大芳躺在冰冷的炕上，睁着眼睛，望着窗外稀疏的星光，一夜无眠。
她的心里，已经燃起了一簇新的、更为炽烈的火焰——那是复仇的火焰，也是求生的火焰。
天，快要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