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河朔之地，于灭佛事，逡巡不前，甚或容留南僧，此非人臣之道！然公宜思之，五台之僧，纵有骁勇者，其为将，必不如幽州之将；其为卒，必不如幽州之卒。彼等舍其佛法，而就用武之地，于公何益？徒取容纳之虚名，而贻人口实，染于朝廷！望公慎思，即刻严查辖内僧尼，杜绝流寓，以明心迹，以全臣节！”
这封信，既点明了幽州的小动作朝廷已然知晓，又带着威胁的口吻，更重要的是，它从一个非常实际的角度——军事能力——打消了张仲武可能存在的、利用僧侣以增强军力的念头：这些和尚打仗，怎么可能比得上你幽州久经沙场的职业军人？留着他们，除了背个违抗朝廷的黑锅，对你有什么好处？
张仲武接到这封信后，在书房里独自坐了很久。李德裕的话，像一根针，扎破了他试图维持的模糊局面。他意识到，完全不做表示是不行了，朝廷虽然无力直接征讨幽州，但在道义和政治上施加压力的能力依然存在。
为了向朝廷示警，也为了撇清自己，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
几天后，张仲武下令，在幽州境内进行一次针对“游僧”的清查。他特意挑选了几名无人认识、确系从南方逃来不久、且无本地寺庙出面庇护的游方僧，以“形迹可疑，恐为奸细”的名义，公开逮捕。
刑场上，张仲武面无表情地看着那几名可怜的僧人被推上前。他们高声喊冤，声称只是避难而来，绝无歹意。但张仲武需要的是“成绩”，而不是真相。他挥了挥手。
刽子手手起刀落。几颗头颅滚落在地。
随后，张仲武亲自撰写奏表，向朝廷汇报“于辖内擒获伪饰奸僧数名，已依军法处斩”，并再次表示“臣世受国恩，必当恪守敕令，严加盘查，绝不使佛门秽垢，污我河北净土”。
一场表演式的杀戮，既回应了李德裕的警告，保全了朝廷的颜面，又实际上保护了辖区内绝大多数寺庙和僧侣的存在。这就是藩镇的政治智慧：在不动摇自身统治根基的前提下，以最小的代价，应付中央的政令。
在成德、魏博等镇，情况也大抵类似。灭佛的狂风，吹到河北这片土地上，仿佛撞上了一堵无形的高墙，风力迅速减弱，最终只化为一阵微风，掠过表面，却未能动摇其根本。
当南方的州郡在忙着熔铸“会昌开元”钱时，幽州等地流通的，还是过去的旧钱；当南方的寺庙沦为废墟时，幽州境内的古刹依旧接纳着四方的香客。
玄净在流亡途中，曾听人说起北方的“宽容”。一些走投无路的僧人冒险北逃。然而，对于大多数像玄净这样身处帝国核心区域的僧人而言，河北太遥远，也太陌生了。那仅仅是绝望中的一丝遥不可及的传闻，丝毫不能减轻他们正在承受的现实苦难。
河北三镇的阳奉阴违，像一面镜子，清晰地照出了唐后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真实图景：皇权的意志，在跋扈的藩镇面前，是有边界的。轰轰烈烈的“会昌法难”，其执行范围和政治效果，也因此被打了一个巨大的折扣。帝国的统一政令，在北方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出现了一道深刻而无声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