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三年（843年）的秋日，长安城并未收获应有的宁静与丰饶，反而被一种日益紧张的空气所包裹。自去年开始沙汰僧尼、清查寺产以来，朝廷与佛教团体之间的关系已如满弓之弦，紧绷到了极致。西明寺内的晨钟暮鼓依旧，但那声音听在玄净耳中，却再无往日的清越澄明，只剩下无尽的惶恐与悲凉，仿佛每一声都在敲响末法的丧钟。
慧明师兄被强行还俗的场景，如同梦魇，时常在他脑海中重现。寺中气氛压抑，人人自危，往日里关于佛法的机锋辩难少了，更多的是窃窃私语和忧心忡忡的对视。玄净甚至开始下意识地检查自己的度牒是否贴身放好，走路时也尽量避开那些目光锐利的胥吏。
然而，真正的恐怖，总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骤然降临。
深秋某日，一个极其恶毒且无法证实的谣言，像瘟疫一样迅速在长安城的街巷闾里、酒肆茶馆间流传开来，并以最快的速度钻进了皇城大内。
“听说了吗？泽潞镇那个反贼刘稹，派了好些奸细，剃光了头发，假扮成游方僧人，混进长安城里来了！”
“可不是！就藏在各大小寺庙里，探听朝廷的动静，搞不好还要行刺陛下！”
“天哪！这些妖僧！难怪朝廷要整治他们！”
谣言越传越真，越传越细，甚至描绘出了“奸细”的相貌特征。恐惧和猜忌在市民中蔓延，很快变成了对一切僧人的怀疑和敌意。
这谣言如同一点火星，瞬间引爆了深藏在唐武宗李炎心中的那桶猜疑与暴戾的火药。他对藩镇割据本就深恶痛绝，对刘稹的叛逆更是咬牙切齿，加之对佛教日益增长的厌恶，以及可能服食丹药后性情愈发躁郁，所有这些情绪交织在一起，让他失去了最基本的理智和判断力。
他甚至没有下令让有司仔细核查流言的虚实，就在极大的震怒中，做出了一个极端残酷、近乎疯狂的决定。一道用词极其严厉、充满杀气的“口谕”或“中旨”，通过宦官，直接下达给了负责京城治安的京兆府：
“闻有潞府奸细，剃发伪装，潜伏京畿寺观，图谋不轨。着京兆府即日起，严查街面僧尼，凡无正式度牒、形迹可疑者，尤其新近剃发裹头者，一体擒拿，严加勘问！有敢抗命或身份不明者，可就地处置，以儆效尤！”
这道没有经过正式三省程序、近乎“格杀勿论”的指令，在极度恐慌和揣摩上意的氛围中，被京兆府的官员和胥吏们执行了下去，并且在执行过程中迅速层层加码，变得更加简单粗暴和血腥。
“杀沙门令！”——这个恐怖的名称，几乎一夜之间就在胥吏和兵卒中间传开了。他们的理解简单而直接：陛下有令，抓和尚！尤其是包着头的野和尚，可能是奸细，可以杀！
灾难，就在这样一个秋风萧瑟的午後，骤然降临。
这一日，玄净受师命，去城南一位老居士家中取一部手抄的《法华经》。为免引人注目，他脱下了显眼的袈裟，只穿着一件灰色的普通僧衣，并且因为天气微寒和些许潜意识里的躲避心理，他用一块旧布巾包住了头顶（刚受戒不久的僧人或因头疾等原因裹头是常见的）。
事情办得顺利，老居士还偷偷塞给他两个胡饼，忧心忡忡地提醒他最近风声紧，千万小心。玄净道谢後，怀着一丝不安，匆匆踏上了返回西明寺的路。
然而，当他走到朱雀大街附近的一处路口时，突然听到前方传来一阵凄厉的惨叫和粗暴的呵斥声！他惊恐地抬头望去，只见一队如狼似虎的京兆府兵吏，正手持棍棒刀剑，围住几个同样是俗家打扮但显然是僧人的男子。那几个僧人惊慌失措地试图解释什麽，为首的兵头却毫不理会，狞笑着挥手：
“就是他们！裹着头，鬼鬼祟祟！定是潞州来的奸细！拿下！”
“官爷！我们不是！我们是净土寺的僧人啊！这是度牒……”一个年轻僧人惊恐地掏出度牒。
但那兵头看也不看，一刀背就将他砸翻在地：“假的！谁知道是不是伪造的！兄弟们，动手！格杀勿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