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百年间，尤其是安史之乱后，户口竟锐减了近四成！这绝非仅仅是战乱和天灾所能解释的。
“那么，人呢？土地呢？”他厉声询问身旁战战兢兢的县丞。
县丞冷汗直流，支吾着答道：“回禀御史，或有隐户逃亡……或……或投寄于势家豪族……其中，尤以……尤以寄身佛寺者为众……”
“佛寺？”李御史猛地站起身，走到窗边，望向远处那些金碧辉煌的寺庙飞檐。他想起庆阳节上皇帝对僧人的诘问，此刻才真正体会到那问题的千钧之重。
他立刻调阅了县内几个大寺的附属田产和人口记录（这些记录往往并不完整，且寺院多有隐瞒）。结果更是触目惊心：仅大庄严寺一寺，登记在册的田产就达千顷之多，其名下的“寺户”、“净人”（寺院奴隶）、“僧只户”等各种依附人口，竟有近两千人！而这，还只是官方能统计到的部分。
这意味着，本该向国家纳税服役的编户齐民，连同他们耕种的土地，成建制地流入了寺院这个享有免税特权的“国中之国”！
“疮痈！帝国的巨大疮痈！”李御史愤然拍案，笔墨为之震跳。他仿佛看到了这样一幅图景：无数的“陈阿宝”在破产边缘，将田产和自身托庇于寺院；而寺院则像一个巨大的海绵，不断吸纳着帝国的血液——土地和劳动力。朝廷的税源日益枯竭，府库日益空虚，而寺庙的仓廪却越来越充盈。一旦国家有事，需加征赋税，则必然加重仍在册籍的百姓负担，导致更多人破产，投入寺院怀抱，形成恶性循环。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他立刻奋笔疾书，要将这惊心的发现写成奏疏，上报朝廷。他知道，朝堂之上，并非只有他一人看到这危局。
果然，数日后的常朝之上，就在李御史的奏疏送达的同时，一场关于佛教利弊的激烈辩论正在展开。
新任宰相李德裕，神色严峻，手持玉笏，正向御座上的武宗皇帝慷慨陈词。他的声音冷静而锐利，如同外科大夫手中的手术刀，直指帝国的痼疾。
“陛下！”李德裕的声音在大殿中回响，“臣非不知佛法有教化之功，然观今日之浮图，其弊已远大于利！其害有三：一曰耗国赋。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免征徭，不纳课税。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举天下计之，其费可知！此乃割股啖腹之痛！”
武宗面无表情，但眼神专注，手指轻轻敲击着御座扶手。
“二曰夺民力。”李德裕继续道，“富户强丁，皆凿穴剃发，避役徭赋。天下良田，多归寺产。百姓破产，则投充寺户，谓之‘庇护’。是国家之编户日减，而佛寺之私附日增！陛下，此乃与国争民，与朝争利！”
他顿了顿，声音更加沉重：“其三，乃坏法纪。寺庙广厦，僭越规制；僧徒参杂，藏匿奸宄。乃至藩镇奸细，亦可剃发混入，窥探朝堂虚实！如今国库空虚，泽潞刘稹桀骜不驯，朝廷正欲兴兵讨逆，然军费何出？兵源何来？莫非仍要盘剥那些仅存的、已是困苦不堪的纳税之民吗？！”
李德裕的每一句话，都像重锤敲在殿中许多有识之士的心上，也精准地契合了武宗内心的焦虑与务实的需求。他说的不是虚无的教义之争，而是实实在在的兵、粮、钱！
一些崇佛的官员试图辩解，引述佛法慈悲，佑护苍生。但在李德裕所列举的冰冷而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的声音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御座上的武宗，终于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李相所言，字字珠玑，皆为国谋。朕非不通情理之人，然释教之弊，确已病国害民，非整治不可。”
他没有立刻做出灭佛的决断，但那语气和神态，已然表明了他的倾向。朝堂上的风向，彻底明朗了。
退朝之后，李德裕与李御史等官员同行。望着宫城外那些巍峨的寺庙，李德裕沉声道：“庆阳节紫衣之赐，非为虚礼。陛下心意已决。我等所为，非为毁灭一教，实为剜却帝国肌体上的一颗毒瘤，刮骨疗毒，以求新生。纵千万人诟病，亦不得不为。”
李御史深深点头，他想起陈阿宝那样的农户，想起空匮的国库，想起亟待征讨的藩镇。他明白，一场巨大的风暴即将来临，其根源并非单纯的信仰冲突，而是帝国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进行的一场痛苦而决绝的经济与社会改革。
这场改革，将撼动数百年来盘根错节的佛教寺院经济，也将彻底改变无数像陈阿宝一样的人的命运。
山雨，欲来风满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