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列举着这些看似平凡、琐碎，甚至被武士和忍者阶层所鄙夷的“奇技淫巧”的细节，然后猛地将声音拔高，带着一种洞穿迷雾、不容置疑的笃定，如同宣判一般：
“总之，真正在背后默默推动着历史车轮前进，决定一个文明能达到何种形态、一个族群能拥有何种力量层级的，恰恰是这些最不起眼的‘器物’！是它们，划定了时代的边界！”
他紧接着抛出一连串尖锐到让人无法回避的问题，将“器物”那如同空气般无处不在、却又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赤裸裸地展现在这些习惯于思考查克拉属性、战术策略和权力平衡的忍者面前：
“没有更好的铁制农具和更先进的耕作技术，地里的粮食产量，能够支撑得起如今木叶这数以万计的忍者脱产进行常年累月的高强度训练和危险任务吗？没有成熟的炼铁、炼钢技术，我们手中这些精良的忍具、苦无、手里剑，这些维系着我们战斗力的根本，又从何而来？没有‘一国一村’这种超越了家族藩篱的组织形式的‘器物’，我们又如何有效地管理这片广阔的土地和其上复杂的人口，如何集中力量办大事？”
最后，他给出了“器物观”对于历史兴衰更替最根本的解释，声音沉稳而有力，每一个字都仿佛带着千钧的重量：
“所以，从根本上说，一切的兴衰更替，表面上看起来是人与人的斗争，是权谋与力量的博弈，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循环，但其最深层的、最原始的动力，实际上是旧的‘器物’——无论是具体的工具、生产技术，还是抽象的组织制度——已经不够用了，无法满足人口增长或社会发展的需求，或者，是被更高效、更强大的新‘器物’所无情地取代、淘汰了。”
他再次以忍界最熟悉的历史为例，来印证这一冰冷而强大的观点：
“就好像战国时期的家族割据体制，后来随着铁器的普及、忍术的不断系统化开发和广泛应用……等原因，使得单个忍者家族的实力能够慢慢膨胀到足以挑战旧秩序，最终导致战乱不休，整个忍界乱成一锅粥，旧有的‘家族’这一组织器物，已经无法容纳和约束新的力量了。”
他的目光仿佛穿透了时光的帷幕，清晰地看到了那个决定性的变革节点：
“而初代火影千手柱间出来终结乱世，他所做的，本质上也是用‘村子’这个新的、更高级的、更能整合资源和力量的‘组织器物’，取代了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狭隘的‘家族’这个旧的‘组织器物’。他强大的个人实力，是推行这一新器物的保障，但真正驱动变革的，是旧器物已经无法维持忍界生存与发展的事实。”
这番论述，如同一位冷静的史官，将历史的驱动力从英雄史诗和道德叙事的神坛上请下，彻底拉回到了物质基础和生产关系的坚实大地之上，为所有人打开了一扇通往认知历史的全新大门——一扇更为根本、也更为冰冷客观，却可能更接近真相的大门。门后的风景，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深思。
佐助的论述并未停止，他稍作喘息，仿佛是在让那沉重的“器物观”在众人心中沉淀片刻，随即便将这全新的、冰冷的视角，如同探照灯般精准地投射到眼下正在激烈辩论的新政之上。他的声音里褪去了之前的宏大叙事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洞穿事物本质后的明晰与笃定：
“那么，回到我们此刻争论的焦点——”他的目光扫过纲手、鹿久、卡卡西等人，“我们现在竭力推行的这套新政，科举选拔，打破家族垄断，广纳平民英才……说到底，其最根本、最深层的原因，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们意识到旧制度不公吗？不，是因为旧有的、依赖于家族推荐和内部消化的那套人才选拔‘器物’，其容量和效率，已经远远跟不上村子如今急剧扩张的发展规模和管理上日益增长的复杂程度了。它不够用了，失灵了。”
他用“器物观”那独特的、去人格化的语言，为这场充满政治博弈和理想色彩的改革，赋予了更深层、更无可辩驳的必然性：
“用‘器物观’来看待这个问题，意思就是：决定历史走向、推动制度变革的，并不主要取决于纲手大人您个人有什么英明远见或仁慈之心，也不完全在于我们高层在这里反复商讨、制定了多么严密的律条和政策文本。”
他的目光仿佛穿透了火影办公室的墙壁，投向了窗外更广阔的木叶村，看到了远处田埂间弯腰的农夫、铁匠铺里飞溅的火星、以及通往国境之外蜿蜒的商路：
“真正在背后像无形之手般驱动着这一切变革的，是田里的土地，在现有的耕作技术、种子和铁制农具下，究竟能稳定产出多少粮食，这个‘量’决定了我们能养活多少可以脱产进行训练和战斗的忍者，以及多少脱离直接生产的管理者；是村子里的工匠，凭借现有的冶炼技术、作坊组织方式，究竟能稳定制造出多少、多精良的苦无、手里剑和民用物资；是那些往来奔波的商人，依托现有的道路条件、运输工具和市场规则，究竟能把货物运送得多快、多远，能盘活多大范围的经济，为村子带来多少税收和资源……”
他斩钉截铁地总结道，将所有这些具象的事物提升到一个决定性的高度：
“这些，就是‘器物’本身所具备的‘本事’！是它们所代表的、客观存在的生产力水平！这个水平，划定了我们当前社会能够承载的复杂程度和权力结构的上限。”
最后，他揭示了那冰冷无情、却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声音沉稳而有力，如同在宣读自然的法则：
“当这些‘器物’的‘本事’变大了，当铁犁更利、水车更多、商路更广，也就是当生产力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旧有的社会结构、权力分配方式、人才选拔机制，如果还固守着原来适应较低生产力水平的模样，就必然会成为阻碍，成为束缚。它们‘都得跟着变’，不得不变！这不是以个人意志——哪怕是最英明的火影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物质基础的发展所决定的、客观的、必然的要求。我们的新政，不过是顺应了这一要求，试图构建一个能与当前‘器物本事’相匹配的新的‘组织器物’罢了。”
这番话，如同拨云见日，将关于新政的激烈争论从“该不该变”的道德高地与权力博弈层面，彻底提升到了“不得不变”的历史规律和客观物质层面。它清晰地指出，改革并非仅仅是纲手的雄心或佐助的谋划，而是木叶村生产力发展到当前阶段的必然产物，是旧的“人才选拔器物”无法容纳新的“生产力本事”后，所必须发生的结构性调整。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种超越个人意愿的、宏大的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