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中国，粮食短缺的阴影比上年更甚。持续的自然灾荒叠加经济调整的阵痛，让“饿”成了笼罩在百姓心头的乌云。
北平街头的难民较去年又多了数倍，他们蜷缩在墙角、桥洞，面黄肌瘦的脸颊上，眼神早已没了往日的光彩，有的孩子甚至因为饥饿，连哭闹的力气都没有，只是无力地靠在大人怀里。
四合院的日子更是难熬，粗粮掺着野菜的窝窝头都成了稀罕物，闫埠贵家的粮食早已见底，只能靠挖遍城郊的野菜勉强果腹？
贾家的棒梗和贾当饿得面黄肌瘦，秦淮茹偷偷抹泪，把仅有的一点杂粮都省给了孩子，自己常常一整天只喝两碗清水煮野菜。
何大清从香港购粮归来后，就没再停歇过。
他的100级农场成了最稳定的物资来源，15分钟一茬的高产作物连轴收割，优质小麦、水稻、玉米源源不断地产出。
同时，他还利用香港的渠道，联络更多爱国粮商，以合理价格采购国际市场的粮食，再通过军方护航的货轮运往天津港、上海港。
那段日子，何大清几乎是连轴转。
在北京，他要协调军部和地方政府，确保物资运抵后能快速分发到难民手中、工厂食堂和基层粮站。
在香港，他要盯着采购、装船，防止粮商掺假、运输出岔子。
偶尔还要飞往天津港，监督卸货和转运，确保每一粒粮食都能精准送达目的地。
他的见神不坏体质虽能支撑高强度劳作，但连日的奔波也让他眼底布满红血丝，军装的袖口磨出了毛边，原本挺拔的肩背也微微有些佝偻。
“何将军，这批300吨粮食刚分发到近郊粮站，那边反馈说，仅够当地难民和村民撑三天。”军部的联络官在电话里语气急切，“还有几个炼钢基地和铁路建设工地，工人们干着重活，粮食缺口更大，催着要补给。”
何大清捏着电话听筒，眉头紧锁。
他的农场每月能稳定产出1200吨粮食，加上香港采购的800吨，每月近2000吨的物资投入，却依旧像投入无底洞的石子，连一丝涟漪都难以掀起。
他太清楚这缺口为何越来越大：难民持续涌入城市，农村因灾荒减产严重，大量劳动力投入工业建设和基础设施修建，粮食消耗与日俱增。
更关键的是，部分地区的物资调配存在损耗，基层分发时的微小偏差，叠加起来就是巨大的缺口。
他曾试着加大农场产出，把牧场的部分收益也兑换成粮食，甚至压缩了自己的休息时间，盯着农场收割、播种，可即便如此，每月的物资产出也有上限，终究赶不上全国性的海量消耗。
看着街头依旧饥饿的百姓，看着电报里不断传来的粮食告急消息，何大清第一次感到如此无力——他能凭一己之力产出巨量粮食，却难以填补这席卷全国的民生缺口。
反复思索多日后，何大清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用国家卖粮食的钱，开设海外秘密账户，兑换金条储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