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同时，西安城内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如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也被西北军士兵控制。
上午8时，张学良、杨虎城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停止内战、改组国民政府、释放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
通电发出的那一刻，电波传遍全国，震惊了每一个中国人——有人震惊于张学良、杨虎城的“大胆”，有人为“逼蒋抗日”的主张欢呼，也有人担忧内战会因此加剧，中国将陷入更大的混乱。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国民政府立刻陷入混乱。
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主张立刻派兵进攻西安，“武力营救蒋介石”，甚至计划轰炸西安，不惜牺牲蒋介石，趁机夺取政权。
而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和平派”则坚决反对武力讨伐，认为“轰炸西安只会害死委员长，必须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宋美龄一边阻止何应钦的军事行动，一边紧急联系宋庆龄、孔祥熙等人，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
在陕北，中共接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立刻召开紧急会议。
伟人经过慎重讨论，一致认为：西安事变不是“割据叛乱”，而是张学良、杨虎城为了民族大义发起的“兵谏”；若处理不当，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让日军有机可乘。
因此，中共决定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派儒将周先生前往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与南京方面谈判，推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标实现。
全国百姓的反应，则充满了对“抗日”的迫切渴望。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学生、工人、商人纷纷举行集会，发表通电，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北平的街头，学生们举着“枪口一致对外”的标语游行；上海的工厂里，工人们自发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捐钱捐物支持抗日。
就连偏远的乡村，百姓们也通过报纸、广播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纷纷议论着“要是能一起打鬼子就好了”。
苏联《真理报》发表评论，支持中国“团结抗日”，反对“内战”；美国、英国等国家则担心中国内战会影响其在华利益，希望事变能和平解决。
而日本方面，却暗自庆幸中国陷入内乱，趁机加强对华北的渗透，试图进一步扩大侵略范围。
12月17日，周先生抵达西安，立刻与张学良、杨虎城会面。
他向两人阐述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我们的目标是逼蒋抗日，不是要推翻他。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该释放他，这样才能团结更多力量，共同对抗日本侵略者。”
张学良、杨虎城本就担心“兵谏”会引发内战，听到周先生的主张后，更加坚定了和平解决的决心。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抵达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周先生举行谈判。
谈判桌上，双方围绕“停止内战”“改组政府”“释放政治犯”等核心问题展开激烈讨论。
宋美龄代表蒋介石承诺：“委员长同意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改组国民政府，吸纳抗日人士；释放上海爱国领袖等政治犯。”
周先生则代表中共表示：“红军愿意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共同奔赴抗日前线。”
12月25日，西安城的阳光格外温暖。张学良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以表示“兵谏”的诚意。
临行前，他对杨虎城、周先生等人说：“我这次去南京，可能会有危险，但只要能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个人的安危不算什么。”
蒋介石在机场发表讲话，承诺“停止内战，集中全力，一致对外”，随后登上飞机，飞往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