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阵剧烈的、如同筛糠般的颤抖，终于像退潮般缓缓平息下来。
车厢内恢复了寂静。
我透过后视镜，担忧地看着他。他依旧维持着那个卡在缝隙里的别扭姿势，脸色苍白，闭着眼睛，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下投下疲惫的阴影。
“江江，”我轻声唤他，“我帮你挪到座位上躺好，那样能舒服点。”
说着，我便准备下车去后座帮他。
“别……”他却忽然开口，声音沙哑而微弱，却带着一种异常清晰的阻止意味。他缓缓睁开眼，目光有些涣散，但意识是清醒的。他看了看自己身处的这个“窘境”，嘴角竟然极其微弱地向上牵动了一下，带着一种近乎破罐子破摔的、却又无比现实的坦然。
“就坐这儿吧，”他说，声音轻得像叹息，“这个缝里……挺好。”
我愣住了，不解地看着他。
他尝试着动了动身体，似乎是在感受这个狭窄空间带来的、某种奇特的“固定”作用，然后解释道：“上来下去……太费劲了。就这样，帮我拿个抱枕垫在腰后面，再盖条小毯子……我靠在这边门上，也能歇一歇。”
他顿了顿，语气平静地分析着，像是在权衡一件与自身无关的事情：“省下折腾到座位上的那点力气，下午……检查的时候，说不定转移还能多出一份力。
他已经开始如此精打细算地分配自己有限的体力了，像是一个精明的会计，在预算紧张时，必须权衡每一笔支出的必要性。
我没有再坚持。默默地从前排拿过常备在车里的U型颈枕和一条柔软的薄绒毯。我探身到后座，小心地将颈枕塞到他后腰与车门之间的空隙里，尽可能缓解一些压力。然后展开绒毯，轻轻地盖在他的腿上，将他那双刚刚经历了一场风暴、此刻归于死寂的双腿仔细盖好。
他配合着我的动作，身体微微调整，最终选择了一个将头侧靠在冰凉车窗上的姿势。这个姿势虽然不能完全平躺，身体也有些蜷缩，但相比于正襟危坐，确实让他的腰背和颈部得到了一定的舒展和放松。他闭上眼睛，长长地、无声地舒了一口气，仿佛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暂时搁置所有体面与挣扎的、安全的港湾。
我坐在驾驶座上，没有看手机，也没有播放音乐，只是让车厢维持着这片绝对的安静。透过车内后视镜，我能看到他靠在车窗上安静的侧脸，以及那双在薄毯下轮廓模糊的腿。
一种难以言喻的心疼和无力感包裹着我。他聪明、骄傲，却不得不向身体的局限低头，甚至在这种低头中，寻找最优的生存策略。这份在困境中磨砺出的、带着痛感的“智慧”，让我既敬佩，又心酸。
我们就以这样有些奇怪却无比现实的姿势，在昏暗的车库里，共享着这段疲惫而珍贵的午间休憩。
还好下午的检查项目少了许多，转移的次数也随之减少，这让身心俱疲的我们都稍稍松了口气。
江予安靠着在车里“节省”下来的那点力气，勉强支撑着完成了剩下的检查。
当最后一份报告打印出来，时间刚过下午三点。拿着那叠沉甸甸的、承载着未知结果的纸张，我们再次回到了医生的诊室。
医生接过报告，一张张仔细翻阅着，他的目光在核磁共振和肌电图的影像与数据上停留了许久，眉头时而微蹙，时而舒展。
诊室里安静得能听到我们自己紧张的心跳声。我紧紧握着江予安的手，发现他的掌心也一片冰凉，甚至带着细微的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