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课堂，和蔼教授将带领叶寒、秦易、许黑、蒋尘、周游五位同学，从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视角，拆解“英美特殊论”的本质。我们会通过对比英美与其他国家在法律、政治、商业领域的差异，结合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运动的历史案例，探寻英美治理模式背后的经验主义逻辑，同时思考这种“特殊性”是否真的不可复制，以及对个人认知的启发。
上课铃刚落，和蔼教授便拿着一份世界地图走进教室，手指在英美两国的位置轻轻一点：“同学们，之前我们聊过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对学术界的影响，今天我们把视角拉大——这两派思想，其实塑造了不同国家的治理逻辑，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英美特殊论’。大家先说说，提到英国和美国，你们觉得它们有哪些‘特殊’的地方？”
秦易率先举手：“教授，我知道美国用的单位和别的国家不一样，比如温度用华氏度，长度用英尺，每次看美国电影里说‘身高6英尺’，我都得换算半天，感觉特别麻烦。”
许黑跟着补充：“还有法律！我之前看新闻，说美国没有统一的民法典，每个州的法律还不一样，甚至有那种‘没关好卧室门窗就不能打呼噜’的奇葩规定，这在其他国家好像很少见。”
和蔼教授笑着点头：“你们说的都是很直观的现象，但这些‘特殊’背后，藏着更深层的逻辑。‘英美特殊论’这个概念，最早是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提出来的，他原本只讨论美国的特殊性，后来被学界扩展到英国。核心问题是：为什么英美那套经验，其他国家学起来总觉得‘水土不服’？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从两种思想对‘制度构建’的不同理解说起。”
叶寒好奇地追问：“教授，难道英美的‘特殊’和经验主义有关？”
“完全正确。”和蔼教授走到黑板前，写下“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个词，“我们先从历史事件入手——18世纪末，大西洋两岸有两场影响深远的革命：美国独立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同样是追求新政权，结果却天差地别，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蒋尘皱着眉思考：“我记得历史课上说，美国独立后很快就稳定了，除了南北战争没什么大动荡；但法国大革命后乱了几十年，直到近百年后共和政体才确立。这和思想流派有关吗？”
“关系极大。”教授解释道，“美国的国父们，比如富兰克林、杰斐逊、麦迪逊，都是经验主义的信奉者，他们深受洛克、休谟的影响。面对‘如何建一个新国家’这个问题，他们没有想‘设计一个完美制度’，而是‘英国人怎么做，我们就先照着做’。美国宪法其实是麦迪逊的‘弗吉尼亚提案’和谢尔曼的‘康涅狄格提案’妥协的结果，签字时连富兰克林都不确定这宪法能维持多久。可结果呢？两百多年来，除了增加十条‘人权法案’，宪法几乎没动过。”
周游惊讶地张大嘴：“连宪法都靠‘妥协’和‘经验’？那英国呢？”
“英国更极端，它至今都没有一部正式的宪法。”教授继续说，“但法国大革命完全不同。法国的启蒙思想家，比如伏尔泰、狄德罗，还有编写《百科全书》的达朗贝尔，都是理性主义者——达朗贝尔本身就是数学家，深受笛卡尔、牛顿的影响。他们相信，靠人类的理性能‘设计’出一个完美的社会，为此甚至愿意抛弃所有传统。可结果呢？革命者喊着‘理性’的口号，却做出了很多极端的事，直到拿破仑恢复部分传统、路易十八再补充，法国才慢慢稳定。”
许黑若有所思：“这么说，美国是‘靠经验慢慢试’，法国是‘靠理性强行建’，所以前者更稳定？”
“可以这么理解。”教授点头，“理性主义设计制度，短期效果可能很显眼——比如快速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但时间一长，就会暴露很多没考虑到的问题；而经验主义是‘走一步看一步’，短期可能显得‘不完美’，但能通过不断积累经验调整，长远反而更稳固。这一点，在法律体系上体现得最明显。”
教授转身在黑板上写下“普通法（判例法）”和“大陆法（法典法）”：“英美用的是普通法，核心不是法条，而是历史上的判例。我刚到美国时，不确定一件事能不能做，同学就说‘查州法’——这背后有两个逻辑：第一，没有统一的联邦法律，各州可以根据经验调整；第二，遇到新问题，先看过去有没有类似的案子，照着判例来就行。比如马萨诸塞州‘关窗才能打呼噜’的规定，就是因为有人曾因为邻居没关窗打呼噜起诉，法院判了之后就成了判例。”
秦易疑惑地问：“那遇到没先例的新问题怎么办？比如现在的互联网诈骗，以前没有判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