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伦萨，意大利社会主义共和国临时政府总部，原韦基奥宫（旧宫）一间被临时改为战时指挥中心的会议室。
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烟草味、熬夜带来的酸腐气息以及一种几乎可以触摸到的、令人窒息的紧张感。厚重的天鹅绒窗帘紧闭，遮挡住外界的光线，只有几盏悬挂在长桌上方的吊灯投下惨白而集中的光晕，照亮了铺满整个桌面的、标注着各种箭头和符号的军事地图，以及围坐在桌边、一个个面色凝重、眼窝深陷的领导人。
安东尼奥·葛兰西坐在主位，尽管身体依旧瘦弱，脸色在灯光下显得异常苍白，但他那双深邃的眼睛却锐利如鹰，紧紧盯着地图上波河前线那片被红色和蓝色箭头反复撕扯的区域。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极有节奏地轻轻敲击着桌面，发出沉闷的微响。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坐在他左手边，眉头紧锁，不停地吸着烟斗，烟雾缭绕中，他的表情显得格外严肃。
利奥十四世——那位选择了革命的教皇，穿着简朴的黑色长袍，十字架挂在胸前，双手交叠放在桌上。
朱塞佩·邦巴奇，这位来自南方的农民领袖，脸上带着风霜刻画的痕迹，拳头紧握，显得焦躁不安。而阿门多拉等几位军事顾问和人民军高级指挥官，则更直接地表现出对当前危局的焦虑和急切。
会议已经持续了几个小时，争论的焦点无比清晰，却也让决策变得异常艰难。
“不能再犹豫了！”邦巴奇率先打破沉默，声音粗哑，带着南意大利特有的口音，他一拳砸在标注着那不勒斯以南区域的地图上，“南边的毕奥神父和他的圣战军已经被我们打得晕头转向！西西里和普利亚的起义就像两把刀子插进了他们的后背！只要我们再加一把劲！集中主力，一鼓作气！就能拿下那不勒斯，端掉那个伪神权国的老巢！永绝后患！”
他环视四周，眼神灼灼：“北部的敌人确实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但他们是靠着德国人的坦克和大炮才这么嚣张！只要我们解决了南边的麻烦，整合了南方的资源和兵源，再掉过头来，还怕收拾不了他们？”
“邦巴奇同志，你的想法太乐观了！”一位肩膀宽阔、脸上带着刀疤的人民军指挥官立刻反驳，他是坚定的“先北派”，“你以为毕奥神父是泥捏的？就算我们全力进攻，没有一两个月根本拿不下防守严密的那不勒斯！”
“而北边呢？德国人提供的不仅仅是武器！是成建制的‘志愿’部队！是专业的参谋和指挥！他们的推进速度远超我们预期！波河防线已经岌岌可危！一旦让他们突破波河，整个富饶的波河平原、乃至托斯卡纳和艾米利亚-罗马涅的产粮区和工业区都将暴露在敌人的铁蹄下！到时候，我们连吃饭和造子弹都成问题！还拿什么反攻南方？”
他指着地图上那条蜿蜒的波河，语气沉重：“北边的地形相对开阔，适合德军发挥装甲优势，这是事实。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更不能让他们站稳脚跟！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集结我们最精锐的部队，依托我们熟悉的城镇和河流进行顽强阻击，甚至寻找机会反击！把他们挡在波河北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那南边怎么办？”邦巴奇梗着脖子，“难道就放任毕奥神父喘过气来？等他重新组织好防线，等奥匈帝国解决了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麻烦，腾出手来和德国人一起南北夹击我们？到那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死路一条！”
陶里亚蒂吐出一口烟，缓缓开口，声音沉稳但带着深深的顾虑：“邦巴奇同志担心南边放虎归山，有道理。但皮切利同志担忧北边门户大开，更是迫在眉睫的危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力量有限。同时进行两场大规模攻势，我们的后勤、兵源、尤其是重武器，根本无法支撑。”
他看向葛兰西，语气凝重：“而且，别忘了巴黎那边的回复。薇薇安同志说得很清楚，公社目前受限于《凡尔登条约》的舆论压力，在抓到德国直接参战的明确把柄前，无法给我们提供公开的大规模军事支援。我们现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自己。”
利奥十四世轻轻叹了口气，声音低沉而充满悲悯：“主的羔羊正在南北两边同时遭受苦难。无论选择哪一边，都意味着另一边的同志和民众将承受更大的牺牲。这是一个无比艰难的决定。”
会议再次陷入了僵局。两种观点都有其致命的合理性和同样致命的潜在风险。选择先北，可能错失一举平定南方、消除后顾之忧的良机，未来将面临南北夹击的绝境。选择先南，则可能让北方的强敌长驱直入，失去赖以生存的腹地和工业基础，战争潜力被极大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