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林省第一监狱，狱政科办公室。
科长张德明皱着眉头，手指反复敲打着桌上那份刚刚由监区呈报上来的特殊申请材料——《关于罪犯陈山河申请特许离监探视病危母亲的请示报告》。厚厚的材料里，附着陈小雨从南方寄来的、经过公证的医院诊断证明、病危通知书，以及当地派出所、社区出具的情况证明，还有王建军以市局名义发来的那份措辞严谨、强调“人道主义”和“罪犯改造表现稳定”的情况说明函。
“这事儿……有点烫手啊。”张德明叹了口气，对坐在对面的副科长说道。他年近五十，在监狱系统干了大半辈子，经验丰富，也格外谨慎。
“谁说不是呢。”副科长递过一支烟，“陈山河，无期徒刑，虽然是死缓改的，但毕竟是重刑犯。特许探亲，咱们监狱历史上也就有过那么一两例，都是针对刑期短、表现特别突出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他这……够不上啊。”
“材料倒是齐全，南方的医院证明、病危通知，不像是假的。王建军那边也出了函……”张德明吸了口烟，烟雾缭绕，“可这口子一开，以后类似情况的都来找，怎么办？风险太大了！路上出点岔子，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
办公室里一阵沉默。按照规定，这种涉及重刑犯离监的申请，需要监狱内部层层审批，最终还要报请省监狱管理局甚至司法厅批准。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因为“风险过高”、“不符合规定”而被卡住。
“要不……先压一压？”副科长试探着问。
张德明没说话，目光落在王建军那份情况说明函上。他和王建军打过几次交道，知道那是个原则性极强、又认死理的人。他能出面为陈山河说话，本身就传递出一种不寻常的信号。而且，这份申请背后，是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最后的心愿……
“压是压不住的。”张德明最终摇了摇头，“按规定走吧。召集相关科室开个会，把情况摆出来，风险讲清楚，大家共同议一议。然后，形成初步意见，连同全部材料，上报省局。”
他掐灭了烟头，语气带着一丝无奈和决断：“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成不成，看上面的意思，也看……他陈山河的造化。”
与此同时，在监区的车间里，陈山河对这一切毫不知情。他依旧在缝纫机的嗡鸣声中，重复着缝合裤腰的动作，精准而麻木。他的世界，依旧是那方寸工位、监舍和放风场地构成的循环。母亲的病危，妹妹的奔走，王建军的介入，都发生在那个他无法触及的、遥远的世界。
直到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他正在流水线上埋头干活，负责他这个片区的管教干部突然走到他身边，敲了敲他的工作台。
“9417，停下手里活，跟我来一趟。”
陈山河愣了一下，依言停下机器，站起身。周围的犯人也都投来好奇的目光。在监狱里，被管教单独叫走，通常没什么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