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甚者，态度倨傲，言语间带着撇清关系的疏离和隐隐的优越感：“小赵啊，不是我说，山河这次的事太大了，谁也帮不了。你还是早为自己打算吧，别再往里陷了。”
每一次碰壁，都像一根冰冷的针，扎在她的心上。但她只是默默承受着，将那些屈辱和失望咽下去，转身继续走向下一个可能的目标。
她也尝试过去找一些媒体，不是那些热衷于渲染暴力的主流媒体，而是一些相对小众的、可能愿意探讨深层问题的刊物或栏目。她希望能发出一点不同的声音，哪怕只是让公众看到陈山河并非天生恶魔，他也有他的无奈和挣扎。
但结果同样令人沮丧。大多数媒体对她避之唯恐不及，生怕沾上“为黑社会洗地”的嫌疑。偶尔有一两个记者表现出兴趣，但在深入了解案件的敏感性和上面的定调后，也纷纷打了退堂鼓。
她还去过几次相关部门，询问案件进展，提交一些她认为可能对陈山河有利的情况说明（比如他早期在厂区并未主动欺凌普通工人，在夜市也曾维持过基本秩序等）。接待人员态度倒还算客气，但回复永远是程式化的：“案件正在依法审理中，请相信法律会作出公正判决。”“你反映的情况我们会记录，但具体是否采信，由法庭依法认定。”
一次又一次的奔波，换来的大多是无功而返。晚上，她回到那个租来的、冷冷清清的小屋，常常累得连饭都不想吃，只是瘫坐在椅子上，望着窗外陌生的街景发呆。孤独和压力如同潮水般涌来，几乎要将她淹没。她也会哭，无声地流泪，为陈山河，也为她自己看不到希望的坚持。
但她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她想起很多年前，那个雪夜，他浑身是伤却眼神凶狠地站在她面前，替她赶走了骚扰她的混混。
想起他发达后，虽然身边美女如云，却始终给她留着一个位置，信任她，将重要的账目交给她打理。
想起他被抓前那个晚上，对她露出的那个复杂而歉疚的笑容，和那句“站远点”。
她不是什么高尚的人，也没想过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她只是固执地觉得，既然跟了他，就不能在他最落难的时候转身离开。哪怕全世界都与他为敌，她也要站在他这边，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他争取那怕一丝一毫的可能。
这无关对错，只关乎她赵红梅认定的那份情义。
她擦干眼泪，打开那个旧手提包，里面除了必要的证件和越来越少的现金，还有一张她和陈山河很多年前的合影，照片上的两人都还很年轻，笑容简单。她看着照片，眼神重新变得坚定。
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
她又会收拾好自己，掩去疲惫，继续奔走在那条似乎看不到尽头的、为陈山河争取一线生机的艰难道路上。
这条路很窄，很暗，但她决定一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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