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的舰队尚未返回京师，但他通过信鸽与沿途快船接力传递的初步奏报，已先一步抵达了紫禁城。这份奏报远比胡侍郎的叙述更加详尽、更具冲击力，不仅描绘了吕宋那“铁兽奔流、钢船破浪”的骇人景象，更隐晦地提及了那种超越时代的“生产力”所带来的无形威慑，以及那份关于“星空异动”的、令人不安的手稿内容。
奏报在极小范围的御前会议上被宣读，如同在滚沸的油锅里泼入了一瓢冷水。
“荒谬！妖言惑众！”兵部尚书首先拍案而起，脸色涨红，“什么天外威胁，什么五年之期！分明是凌云那逆贼为其拥兵自重、图谋不轨寻找的托词！此等无稽之谈，焉能欺瞒圣听？！”
“臣附议！”都察院左都御史须发皆张，“凌云窃据吕宋，广蓄私兵，大造违制之器，其心早已路人皆知！如今更编造星空邪说，乱人心智，实乃国贼！陛下当立即下诏，削其爵位，明正典刑，发天兵讨之！”
以传统科举出身的文官和部分勋贵为首的“主战派”群情激愤，他们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一种超越了他们认知框架的力量和威胁，将其简单归结为“奇技淫巧”和“妖言”，坚信凭借大明的煌煌天威，足以碾碎任何挑战。
然而，这一次，反对的声音也异常清晰和强硬。
“陛下，臣以为此事需慎重！”接替年老致仕的郁新担任户部尚书的夏原吉站了出来，他面色凝重，“郑公公奏报中提及，吕宋一隅之地，其钢铁产出、货物吞吐、器械制造之能，已近乎恐怖。其‘铁牛’一日垦荒可达百亩，‘雷音钻’开山裂石易如反掌。此等力量，若用于民生，乃万民之福；若用于战阵……则我军纵有百万之众，恐亦难挡其钢铁洪流与无尽之后勤补给！贸然开战，胜负难料，若一旦有失，则东南震动，国本动摇！”
“夏尚书此言，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汉王朱高煦厉声反驳，“我大明带甲百万，战将如云，火器亦是不弱！岂能被区区工匠伎俩吓倒？况且，吕宋终究弹丸之地，资源有限，我以举国之力耗之，岂有不胜之理？”
“王爷！”夏原吉毫不退让，“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岂能妄言‘耗之’？吕宋之强，非止于器利，更在于其民皆可为工，其地皆可为厂，其体系迥异于我朝！郑公公奏报中提及，其稚童亦习数理，其工匠皆通文墨，此乃根基之异也！更何况……那星空之语虽似荒诞，然郑公公为人严谨，既有所疑，岂能全然无视？若……若其言有万分之一为真，而我等却忙于内耗，届时神州陆沉，谁堪其责？！”
夏原吉的话，如同重锤，敲在了一些尚有理智的官员心上。资源、体系、根基、乃至那虚无缥缈却细思极恐的“星空威胁”，这些因素叠加起来，让战争的代价变得难以估量。
太子朱高炽此时也缓缓开口，他身体肥胖，声音却清晰：“父皇，儿臣以为，夏尚书所言，老成谋国。吕宋之患，在心不在形。其势已成，强攻恐非上策。凌云至今仍奉大明正朔，岁贡不绝，名义未失。不若仿唐宋羁縻之策，许其高度自治，以王爵虚名笼络，换取其技术、资金反哺大明，同时加强海防，潜移默化进行限制与渗透。此乃不战而屈人之兵之上策。”
“羁縻？王爵？”朱高煦嗤笑，“大哥这是要养虎为患！待其羽翼彻底丰满，技术代差再无追赶可能，届时我等皆为鱼肉！”
御座之上，朱棣始终沉默着，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龙椅扶手。臣子们的激烈辩论，他都听在耳中。愤怒、猜忌、杀意，这些情绪在他心中从未消散。作为一个从藩王逆袭登顶的帝王，他对于任何可能威胁皇权的力量都有着本能的警惕和铲除的欲望。凌云和吕宋，已经触碰到了他的底线。
但是，夏原吉关于“国力损耗”和“根基之异”的分析，以及朱高炽“羁縻渗透”的建议，又让他不得不考虑现实。大明看似庞大，但北元残余未靖，各地藩王亦需震慑，内部财政也并非无比充裕。与一个拥有未知技术、战争潜力巨大的吕宋全面开战，即便能胜，也必是惨胜，届时大明很可能元气大伤，给其他敌人以可乘之机。
更重要的是，郑和奏报中那关于“星空”的猜测，如同一根毒刺，扎在他的心头。他朱棣不信鬼神，但敬畏天命。如果……如果真有来自天外的威胁，而大明却在内战中耗尽力气……
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代表着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也关系着大明乃至整个华夏文明的未来命运。是冒险一战，消除近在咫尺的、确定的威胁？还是暂时隐忍，应对那遥远的、不确定的危机？
巨大的压力让御书房内的空气几乎凝固。所有大臣都屏息凝神，等待着皇帝的最终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