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浩瀚的星象体系中，毕宿三（δ Tau）作为毕宿八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承载着深厚的天文观测与文化积淀。
这颗位于金牛座的恒星，在现代西方天文学中被称为Hyadu I，是着名的毕星团（Hyades）核心成员之一。
在中国古代天文典籍中，毕宿三被赋予特殊地位，其观测记录与文化象征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认知宇宙的重要篇章。
毕宿三在天文学分类上属于K0III型橙巨星，表面温度约4900K，视星等约3.77。
这颗恒星已经度过了主序星阶段，正在向红巨星演化，其直径约为太阳的11倍。
毕宿三距离地球约153光年，与毕宿二（ε Tau）、毕宿四（γ Tau）共同构成毕星团的中心区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毕宿三与毕宿四形成了一对视觉双星，在中国古代被称为毕宿之目，这种特殊的天文构型为早期天文学家提供了重要的观测参照。
中国古代对毕宿三的系统观测可以追溯至商周时期。
殷墟甲骨文中已有关于的卜辞记载，其中可能包含对毕宿三的观测记录。
《诗经·小雅》有捄天毕，载施之行的诗句，描绘了毕宿群星的排列形态，其中即指包括毕宿三在内的毕宿星官。
汉代《史记·天官书》将毕宿三明确列为毕八星之一，并指出其主边兵的功能，反映了早期中国天文学将星象与军政事务相联系的特点。
唐代《开元占经》详细记载了毕宿三的颜色变化与气象的关系：
毕宿三星色青，主风雨；色白，主霜露。这种将恒星色泽与天气变化相联系的做法，体现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实用性的特点。
宋代《景佑乾象新书》对毕宿三的位置测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度，其记录的赤道坐标与现代天文测算结果相差不到0.3度，展现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在方位测量方面的高度成就。
在中国传统星象体系中，毕宿三具有明确的结构定位。
《晋书·天文志》将其描述为毕之左股，与毕宿二相对应，形成了完整的星官架构。
这种将星群比作人体部位的命名方式，是中国星官体系的典型特征。
根据《周礼·春官宗伯》的记载，周代保章氏通过观测毕宿三与月亮的相对位置来制定历法，这种实践为中国传统农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军事占星方面，毕宿三被赋予特殊意义。《乙巳占》记载：
毕宿三星光芒相及，主将和睦；
离散则兵革起。这种将星象变化与军事状况相联系的做法，反映了古代中国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明代《观象玩占》更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毕宿三占验体系，将其光度变化与边疆安宁、朝政得失等社会现象建立关联，这种体系化的星占学说构成了中国传统天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天文测量角度看，毕宿三在中国古代的历法改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东汉末年刘洪在制定《乾象历》时，特别注重毕宿三与冬至点角度的测定，为后世历法提供了重要参考。
元代郭守敬在编制《授时历》过程中，将毕宿三作为重要的基准星之一，其测量精度达到了当时世界领先水平。
清代《仪象考成》对毕宿三的坐标测定，已经采用了类似现代天文学的球面三角测量法，展现了传统天文学向近代科学的过渡。
毕宿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了丰富的象征意义。作为毕宿之一，它被视为的关键节点。
《淮南子·墬形训》将其比作天之纲维，认为其运行规律体现着宇宙秩序的根本法则。
在道教文化中，毕宿三与毕宿二、毕宿四共同构成三台星，象征天地人三才的和谐统一。
敦煌莫高窟第61窟的炽盛光佛图中，对毕宿三的艺术表现就融入了这种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