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远和李锐离开后，那间熟悉的客厅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的温度与生气，只剩下一种无形的、铅块般沉重的压力，凝固在每一寸空气里。那张被留在茶几上的白色卡片，像一枚灼热的烙印，又像一只冰冷的、窥伺的眼睛，无声地宣告着平静生活的终结。
姚浏依旧深陷在阳台的摇椅里，维持着按压太阳穴的姿势，仿佛一尊凝固的雕像。窗外，城市的霓虹次第亮起，斑斓的光影透过玻璃，在他苍白而疲惫的脸上明明灭灭，却照不进他眼底那片深沉的、如同暴风雨前海面般的晦暗与翻涌。赵志远最后那句“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以及“个人命运与国家需要相连”的话语，像带着倒刺的锁链，缠绕在他的心头，每一次呼吸都牵扯出尖锐的痛楚与挣扎。
木曲儿沉默地收拾起那两只未曾动过的水杯，指尖触碰到冰凉的玻璃壁时，几不可察地颤抖了一下。她将杯子拿到厨房，水流声哗哗响起，试图冲刷掉空气中那令人窒息的凝重，却只是徒劳。她回到客厅，没有开大灯，只拧亮了沙发旁一盏落地灯，暖黄的光晕勉强驱散了一小片阴影，却更衬得整个空间的昏暗与压抑。
她走到姚浏身边，蹲下身，仰头看着他紧锁的眉头和紧闭的双眼，心中充满了如同被细密针扎般的心疼与无力。她伸出手，轻轻覆盖在他依旧用力按压着太阳穴的手背上，那冰凉的触感让她心头一颤。
“你的手很冰。”她低声说，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
姚浏缓缓睁开眼，眼底布满了血丝，那是一种精神极度消耗后的疲惫，更是一种面临重大抉择时的煎熬。他看向木曲儿，目光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依赖，有愧疚，有迷茫，也有一种近乎绝望的挣扎。
“曲儿，”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像砂纸摩擦过粗糙的木头，“我……该怎么办？”
他没有具体指什么，但木曲儿瞬间就明白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是或否的问题，而是一场关乎他们未来命运走向的、没有回头路的抉择。
木曲儿没有立刻回答。她站起身，挤进摇椅，与他紧紧依偎在一起，用自己身体的温暖去驱散他周身的寒意。她握住他冰冷的手，放在自己温暖的掌心，轻轻揉搓着。
“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她将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声音轻柔却坚定，“但我们不能冲动，必须想清楚，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赵志远口中那崇高的“国家利益”和“社会责任”吗？姚浏并非冷血之人，他深知若能用自己的能力阻止悲剧、拯救生命，其意义非凡。找到乐乐后，那对夫妻脸上失而复得的狂喜，也曾在他冰冷的心湖中投下一颗温暖的石子。若能以此证明自己并非只是一个“异常”的存在，而是能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个体，这对他重建破碎的自我认同，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然而，那能力的代价，如同附骨之疽，时刻提醒着他现实的残酷。每一次深度感知，都像是一场对灵魂的凌迟，消耗的是他本就不稳定的精神本源。强行使用，无异于饮鸩止渴。更可怕的是，一旦踏出这一步，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今天可以是寻找失踪人员，明天呢？会不会被要求去做更危险、更违背他意愿的事情？他会不会从此失去自由，成为一个被圈养的、只能在特定时刻被放出来执行任务的“工具”？他与木曲儿这来之不易的、脆弱的平静，将彻底不复存在。
拒绝呢？赵志远虽然嘴上说着“非强制性”，但那平静语气下蕴含的、属于国家机器的意志，如同隐藏在深海下的冰山，让人不寒而栗。被视为“潜在威胁”而被严密监控，甚至采取某些“必要措施”限制自由，这绝非危言耸听。到那时，他们还能拥有现在这方小小的、虽然痛苦却还算自主的天地吗？
进退维谷，左右皆是深渊。
两人依偎在摇椅上，在昏暗的光线下，进行了漫长而压抑的讨论。没有激烈的争吵，只有沉重的分析和深深的忧虑。木曲儿始终握着他的手，像是他在这片黑暗海洋中唯一的浮木。
“我们不能完全拒绝，”木曲儿最终冷静地分析道，她的记者思维在此刻发挥了作用，“那样风险太大。但我们也绝不能毫无保留地答应，那等于把我们的一切都交了出去。”
姚浏沉默着，听着她清晰的分析。
“我们必须设立边界。”木曲儿的声音带着一种决绝的清晰，“非常严格、非常明确的边界。告诉他们，你的能力极不稳定，对自身损耗巨大，无法频繁使用，也无法保证每次都成功。合作的范围，必须严格限定在我们能够接受，并且相对……‘安全’的领域。”
“‘安全’的领域？”姚浏低声重复。
“比如，仅限于寻找失踪人员，尤其是像乐乐那样的儿童、老人，或者其他明显处于危险中的无辜者。”木曲儿目光灼灼，“这符合人道主义，也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你能力的正面价值，同时，相对远离那些可能涉及更复杂、更危险的‘国家利益’的领域。这是我们的底线。”
设立边界。这个想法，像一道微光，穿透了姚浏心中浓重的迷雾。是的，他无法完全掌控这能力，也无法完全摆脱外部力量的关注，但他或许可以尝试去划定一个范围，一个他愿意踏入，也能够承受的“战场”。
这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去和一个强大的、代表着绝对力量的存在谈判，划定界限。
接下来的两天，是姚浏自“回归”以来，精神最为紧绷、内心最为煎熬的两天。他停止了冥想练习，因为根本无法静心。那张白色的卡片像一块烧红的烙铁，放在书房的桌子上，他每次经过，目光都会不由自主地被吸引，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心悸和沉重的压力。他食不知味，夜不能寐，即使在木曲儿的安抚下短暂入睡，也常常被各种混乱的、充满胁迫意味的梦境惊醒。
他反复推演着与赵志远再次沟通时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预设对方的反应，斟酌自己每一个用词。木曲儿陪着他，扮演着赵志远的角色，进行模拟对话，帮他完善说辞，强化心理防线。他们都知道，这场“谈判”将直接决定他们未来的生存状态。
第三天上午，天空依旧阴沉。姚浏站在书桌前，看着那张卡片，深吸了一口气，仿佛要汲取足够的勇气。他的脸色依旧不好，眼下的乌青明显，但眼神里却多了一丝决断后的冷硬。
他拿起手机，按照卡片上的号码，拨了出去。电话几乎在响铃一声后就被接通，仿佛对方一直在等待。
“是我，姚浏。”他的声音尽量保持平稳。
“姚先生，请讲。”赵志远的声音依旧是那种毫无波澜的平稳。
“关于合作的事情，我和我的家人经过了慎重考虑。”姚浏按照准备好的说辞，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我们可以同意在一定范围内提供有限的协助。但是，我们有几个前提条件，必须得到明确的、可靠的保证。”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似乎在评估他话语中的分量。“请说。”
“第一，合作范围严格限定于寻找失踪人员，尤其是弱势群体和明确处于生命危险中的个体。不参与任何其他性质，尤其是可能涉及暴力、间谍或其他高度敏感领域的案件。”
“第二，我的能力极不稳定，对自身精神消耗巨大，且无法保证成功率。因此，我需要有绝对的自主权，决定是否介入某起案件，以及何时终止介入。你们不能强制要求，也不能因为结果不理想而追究任何责任。”
“第三，整个过程，必须最大限度保障我的人身安全和隐私。我的身份需要严格保密，不能向任何非必要人员泄露。我的家人，木曲儿，必须完全置身事外，不受任何形式的干扰或潜在威胁。”
“第四，这必须是纯粹的非营利性协助。我们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报酬，以此明确这并非雇佣关系，而是基于人道主义的有限合作。”
姚浏一口气说完，感觉自己的心跳如同擂鼓，握着手机的手心已经满是冷汗。他提出的这些条件，近乎苛刻，尤其是自主权和免责条款，几乎是在挑战对方惯常的行事规则。
电话那头陷入了更长的沉默。这沉默仿佛带着千钧重量，压在姚浏的心头。他能想象赵志远在电话那端，那双锐利的眼睛正在快速权衡利弊。
就在姚浏几乎以为对方会断然拒绝时，赵志远的声音再次响起，依旧平稳，但似乎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对等谈判的意味：“姚先生，你的条件，我们可以理解，也原则上可以接受。寻找失踪人员，尤其是涉及公民重大安全利益的案件，本身也是我们工作的重点范畴。关于你的自主权和安全保障，我们会制定相应的 protols（规程）。但是，我也需要强调，一旦你同意介入的案件，我们希望你能竭尽全力，因为这可能关系到宝贵的生命。”
姚浏紧绷的神经稍微松弛了一毫米。“我明白。在能力范围内，我会尽力。”
“很好。”赵志远说道，“那么，合作初步达成。具体的细节和保障措施，我们会尽快以书面形式……以一种稳妥的方式，送达给你确认。在此之前，请保持通讯畅通。”
挂断电话，姚浏像是打了一场硬仗，浑身虚脱般地靠在书桌上，后背的衬衫已经被冷汗浸湿。木曲儿一直守在一旁，此刻连忙上前扶住他。
“他……原则上同意了。”姚浏的声音带着一丝脱力后的沙哑。
木曲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紧紧抱住了他。这已经是在当前形势下，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他们为自己，赢得了一丝喘息的空间和有限的自主权。
然而，这种“有限合作”的平静，仅仅维持了不到四十八小时。
就在一个深夜，姚浏的手机再次响起，屏幕上显示的正是赵志远的加密号码。一种强烈的、不祥的预感，瞬间攫住了姚浏的心脏。
他接起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