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最让他心驰神摇又困惑不安的，是那些关于“格物致知”哲学思想的论述，以及对手稿中隐约提及的、关于一种全新“能量”（他理解为类似蒸汽，但又似乎有所不同）技术应用的模糊记载。
“我们就像井底之蛙，”他在航行日记中写道，“长久以来，我们凭借着几艘帆船、几尊火炮，就傲慢地以为触摸到了世界的边界，甚至自以为代表了文明的顶峰。张德安的手稿，像一把铁锤，砸碎了这口井的井壁。外面是一个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甚至无法理解的广阔世界。我们的傲慢，源于我们的无知。”
几个月后，饱经风浪的“飞翔号”终于驶入了熟悉的须德海，阿姆斯特丹港那繁忙的景象和纵横的运河映入眼帘。范·德·桑德顾不上回家与亲人团聚，甚至来不及换下沾满海盐气息的衣物，便怀揣着手稿抄本，第一时间赶往东印度公司那宏伟的总部——“东印度之家”，请求紧急觐见十七人董事会的核心成员。
果不其然，由科恩总督初步送达的条约内容，已经在董事会内部引发了海啸般的震动。会议室内，气氛凝重得能滴出水来。长条桌旁，围坐着荷兰联省共和国最有权势的一群商人，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愤怒、难以置信和深深的忧虑。
“四百万两！还有台湾！范·德·桑德，你知不知道台湾的战略位置？那是我们通往日本、窥伺中国大陆的跳板！你就这样拱手让人了？”一位来自泽兰省的董事，范·伯克尔，用力拍打着桌面，咆哮道。
另一位来自阿姆斯特丹本地的董事，德·维特，语气则更加冰冷：“公开谢罪？贸易限制？这不仅仅是金钱的损失，这是荷兰共和国声誉的扫地！是我们东印度公司信用和威严的崩塌！以后我们在远东，还如何立足？如何与那些土着王公、与其他欧洲公司打交道？他们会认为我们软弱可欺！”
范·德·桑德站在长桌的末端，像一名等待宣判的囚徒。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早已预料到这一切。
“尊敬的各位董事，”他的声音起初有些沙哑，但很快变得清晰而坚定，“我完全理解诸位的愤怒。
当我坐在紫禁城的偏殿里，被迫在那份文件上签下名字时，我感到的屈辱，比诸位此刻的愤怒，要强烈十倍、百倍！”
他抬起头，目光扫过一张张或愤怒或鄙夷的面孔，开始了他精心准备的陈述。
他没有过多辩解，而是用极其生动、甚至略带夸张的语言，描绘了他在大明的见闻。
他描述了明朝京营演武时，那如山如林、沉默前进的步兵方阵，以及火炮齐射时地动山摇的恐怖场景；他详细叙述了东瀛（日本）如何在短短数月内被明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征服，德川幕府如何覆灭，卢象升如何立碑富士山，强调荷兰在日贸易据点是如何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他尤其着重描述了那令人灵魂战栗的“钢铁长龙”——蒸汽机车，形容它如何喷吐着浓烟，发出巨兽般的咆哮，以超越任何骏马的速度，拖拽着数十节车厢在铁轨上飞驰。
“先生们！”范·德·桑德的声音带着一种近乎绝望的诚恳，“我恳请你们理解，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可以靠几艘战舰封锁、几场海战就能逼其就范的对手。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正在经历着我们无法理解的、剧烈变革的庞然大物！一个拥有近乎无限人力、严密组织能力和……和某种超越我们认知的技术的超级帝国！
签署这份条约，绝非懦弱，而是在当时绝境下，唯一能为公司保全一丝在远东存在，保住我们在香料群岛、在印度、在波斯湾利益的理性选择！
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当时我拒绝签字，恐怕此刻，巴达维亚是否还能飘扬着我们的Voc旗帜，都要打上一个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