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脚步砸在夯实的泥地上，留下一个个深深的脚印，像是把满腹的冤屈都踩进了地里。
不多时，她又大步流星地回来了。
怀里紧紧抱着一个用红布包裹得方方正正的东西。
那红布是当年支前立功时奖的，上面用黄线绣了个歪歪扭扭的五角星，边角都已磨得起毛泛白。
她走到场院正中央，在所有人惊愕的注视下，“哗啦”一下抖开了红布——一个崭新的、印着鲜红五角星和“支前模范”四个大字的硬壳证书露了出来！
证书的扉页上，贴着一张她年轻时拍的半身照，穿着干净的粗布褂子，胸前戴着大红花，眼角虽已有了细纹，却透着一股子蓬勃的精神气。
照片旁边，是毛笔写就的遒劲字迹：
“任命虞玉兰同志为第三区渡江战役支前委员会副主任”。
她把红证书高高举过头顶，让那鲜红的印章和庄严的字迹，在阳光下灼灼刺目！
“大家都睁眼看看！看清楚咯！”
虞玉兰的声音因极度的悲愤而颤抖，却又异常清晰。
“这是个啥？！
这是共产党、是政府给我的信任！
是共产党说，我虞玉兰，一个穷得底儿掉的寡妇，能干事！能为咱们的新国家出力！”
她的声音猛地拔高，带上了哽咽，却更有一种撼不动的力量：
“渡江那会儿，我带着咱们河西的一帮妇女，没日没夜地纳鞋底、烙干粮、抢救伤员！手上磨得全是血泡，旧的没好新的又起，血水都把纳鞋底的麻绳染红了！
有一回抬担架转移，碰上敌人飞机扔炸弹，我想都没想就扑到伤员身上，炸弹皮子就从耳边飞过去，震得我这耳朵足足聋了半个月！”
她喘着粗气，滚烫的眼泪终于决堤，大颗大颗砸在红证书的封皮上，洇开一片深色的湿痕。
“这红本本，是区里敲锣打鼓送来的！
让我去当干部，吃公家饭！
我没去！
为啥？
就因为我觉得，把分到手的地种好，多打粮食，把娃教育成人，让咱们河西的穷乡亲日子都一天天好起来，这就是对共产党最大的报答！
这就是咱老百姓顶天立地的功劳！”
她双手捧着那证书，像捧着一块滚烫的烙铁，烫得她十指都在哆嗦。
她环视着四周，目光最后落在那张写着“富裕中农”四个字的红纸告示上，眼神像淬了冰。
“今天，就因为我虞玉兰听党的话，肯下死力气干活，让全家吃上了饱饭，置办了点产业，你们就要给我扣上这项‘富裕中农’的帽子？
就要把我跟田步仁那些过去喝人血、吃人肉的地主老财往一堆里划拉？”
她猛地将手中的红证书，狠狠摔向脚下那冰冷坚硬的青石碌碡！
“啪——嚓！”
一声脆裂的巨响！
硬壳证书的边角与石头猛烈撞击，封面瞬间撕裂，里面泛黄的纸页散落出来，如同被狂风撕碎的蝴蝶，在弥漫着麦草香气的夏风里无助地飘零、翻滚。
有一页纸打着旋，落到了刘老五的脚边，他吓得像避蛇蝎似的猛地跳开。
“这官帽子，我虞玉兰不稀罕！
可这顶‘富裕中农’的黑帽子，我也绝不认！”
她指着地上散落的纸页和那裂开的证书。
声音嘶哑却斩钉截铁，像一把钝刀子，狠狠劈开沉闷的空气。
“要是共产党的干部，都像你们这样不辨是非，不讲实际，只管死搬硬套这些脱离群众的条条框框！
那我虞玉兰，宁可一辈子就当个本本分分的穷庄稼人！也绝不做你们这样糊涂的官！
你们这样搞下去，跟当年那些骑在穷人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有啥分别？！
这能是长久之计吗？！”
死一样的寂静笼罩了整个打谷场。
连风都仿佛凝滞了。
只有远处南三河那浑浊的河水，不知疲倦地呜咽着，如同大地深处传来的叹息。
虞玉兰的胸膛像破风箱般剧烈起伏。
她不再看任何人，弯下腰，捡起自己那柄跟随多年的扬叉，沉重地扛上肩头。
铁齿上闪烁的寒光，映照着她布满血丝却异常清亮、坚定的眼睛。
她挺直了几乎被压弯的脊梁，像一株在狂风暴雨中虽伤痕累累却根系深扎的老树，一步一步，踩过地上那些散落的、曾代表着她荣誉与忠诚的纸页，踏过场院上这片令人窒息的死寂，头也不回地，朝着自家那金灿灿的、散发着阳光和汗水气息的麦垛走去。
夕阳的余晖，将她倔强而孤独的背影拖得很长很长，深深地烙印在河西村这片刚刚萌发生机、此刻却又被困惑与争议笼罩的土地上。
那年，是公元一九五零年。一九五零年，那个炽热而喧嚣的初夏。虞玉兰，四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