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关城中。
陈阳查阅历史知道，崇祯二年，国库收入约两百万两白银。
军饷支出达六百万两，缺口达四百万两。
加上各地腐败，很多地方上的士兵，一年都没有领到军饷。
整个大明并不是没有钱，钱都在藩王，官员，豪族，缙商那里。
他们家里都有人做官，把持着朝政，享受着免税的待遇。
一个历史上典型的案例，就是嘉靖朝的清流首领徐阶。
所谓的清流就是，以儒家道德理想为核心价值、以批判现实政治弊端为己任的官僚士大夫群体。
他们以 “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为行为准则。
标榜道德操守，反对腐败、宦官专权与权臣擅政，传承士大夫精神。
首辅徐阶和一众清流，斗倒了，被称为奸臣巨贪的严嵩。
严嵩被抄出二万七千亩田地。
但是后来，徐阶家族却在松江府，拥有二十四万亩土地，占当地耕地总量的 13%。
江南熟地每亩价值5-10两白银，若以中间值 7 两计算，仅田产价值即达168 万两。
此外，徐阶通过 “优免裂变”，利用父子功名叠加免税额度、“黄册篡改”。
将民田伪作学田等手段，实际控制的土地可能更多。
其家族通过 “投献” 方式，使农民将土地挂靠其名下以逃避赋税。
每亩仅需向徐家缴纳二斗粮，市价约一钱银子。
而朝廷原额为五斗粮，约二钱五分，仅此一项每年可额外获利二十四万两。
松江作为 “衣被天下” 的棉纺织中心，徐阶家族涉足高端产品生产。
普通棉布每匹售价一钱五分，而徐家生产的 “云布” 每匹售价三两，贡品 “三绫布” 更达百两。
其家族每一百台织机，每日产布两百匹，年销售额可达二十几万两，净利润约十五万两。
此外，徐家通过控制染坊、牙行，进一步垄断产业链，利润率可提升至 50% 以上。
徐阶家族在松江、苏州等地开设数二十几家典当行，本金规模达几十万两。
但实际操作中，典当行通过 “轻出重入”（入库时压低估值，赎回时抬高利息）和 “折色取利”（强制以高价折算实物），利润率可达30%-50%。
此外，典当行常接受田产、房产抵押，间接扩大土地兼并规模。
徐阶虽致仕，但通过门生故吏网络维持影响力。
万历年间江南士绅阶层，占田比例达42%，而徐阶家族作为典型代表，其资产规模已远超 “富可敌国” ，总资产达到了五百多万两的规模。
这种模式最终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阶层集中，加剧贫富分化。
正如海瑞在《督抚条约》中痛陈：“松江府钱粮，半入权门。”
到崇祯朝时，最为显赫的，当属海商郑芝龙的商业帝国。
他们垄断了整个东亚的海上贸易，每年的收入高达千万两，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整个大明朝廷的财政收入总和。
还有富的流油的藩王，李自成等起义军在福王朱常洵，蜀王朱至澍，楚王朱华奎，这三个藩王，就抄出了，一千七百万的资产。
李自成打进北京后，从官员富商那里，抄出了七千万两白银的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