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副处长批条的速度快得超乎我的预料，几乎没做任何刁难，这反而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我心上。他果然希望我暂时离开，离得越远越好，这更坐实了他心中有鬼，怕我在轧钢厂，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再“偶然”发现些什么要命的东西。
手续办得出奇顺利。厂工会那边看到李副处长的签字，也没多问，很快就把我的名字报了上去。几天后，通知下来，三天后，去市委党校报到，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工人阶级文艺骨干短期培训班”。
这三天，我过得如同即将上刑场的囚徒。既对暂时脱离李副处长和四合院那令人窒息的氛围感到一丝解脱般的渴望，又对前路未知的党校生活充满了疑虑和不安。那里会是避风港吗？还是另一个形态不同，却同样危险的漩涡？
我将雨水托付给街道办王主任暂时照看（以参加组织培训，妹妹无人照料为由，王主任虽然目光依旧锐利，但在这事上倒没为难，只叮嘱我遵守纪律，好好学习），又仔细检查了家中炕席下那处隐秘的所在，确认登记表和鹅卵石都安然无恙，这才稍稍安心。
报到那天，我背着简单的行李，踏入了市委党校那扇庄重而肃穆的大门。青砖灰瓦的建筑，修剪整齐的松柏，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同于工厂和胡同的、严肃而略显刻板的气息。来这里学习的，大多是各厂矿、机关推荐的年轻积极分子，脸上大多带着一种要求进步的蓬勃朝气和些许拘谨。
我被分在了二班，宿舍是八人间，上下铺。同屋的室友来自不同的单位，有钢厂的一线炉前工，有纺织厂的女工委员，有铁路局的青年标兵。大家初次见面，都带着几分客气和试探，互相介绍着单位和姓名。当我报出“红星轧钢厂食堂，何雨柱”时，能感觉到几道目光在我脸上多停留了片刻。显然，“四合院敌特案”的风声，多多少少已经透了出来，我这张脸，或者我的单位姓名，似乎勾起了一些人的联想和好奇。
但我刻意保持了低调，尽量缩在自己的铺位，很少主动参与他们关于各自单位趣闻和时政学习的热情讨论。我知道，在这里，我更需要谨言慎行。
培训班的课程安排得很满。上午多是政治理论学习，教员在台上讲述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当前的国家形势与任务，语调铿锵，充满感召力。下午则是文艺技能培训，包括教唱革命歌曲、排练小型话剧、学习快板、三句半等曲艺形式。晚上通常是小组讨论或者自习。
我努力让自己融入其中，认真做笔记，跟着学唱革命歌曲，在小组讨论时也会按标准答案发几句言，表现得像一个渴望进步、但资质普通的青年工人。我将所有的警觉和心思都隐藏在了这层平庸的外壳之下。
然而，我的目光却在暗中仔细地打量着周围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培训班的管理人员和教员。我想知道，李组长或者他背后的人，是否会在这里布下眼线？李副处长的手，是否也能伸到这个地方？
几天下来，似乎一切正常。管理人员严肃但不苛刻，教员专业而富有激情，同学们虽然背景各异，但看起来都是正经来学习锻炼的。党校的管理严格，出入都需要请假条，相对封闭的环境反而让我感到一丝扭曲的安全感。
但我知道，平静只是表象。我必须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和时间，做点什么。
直接打探“振仪”、“谭工”或者“青桐”的消息是找死。那么，我只能从更外围，更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入手。我的目标，是党校的图书馆或者资料室。这种地方，或许会收藏一些过去年代的内部刊物、行业交流资料，甚至是一些不对外公开的、带有时代印记的文件汇编，里面会不会有关于早期工业建设，特别是精密仪器或者特殊工业部门的一些零星记载？
这是一个渺茫的希望，但也是我目前唯一能想到的、相对安全的途径。
机会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到来。培训班组织集体观看一场革命电影，我借口肚子有些不舒服，向带班老师请了假（得益于食堂工作练就的、对轻微不适的逼真演绎，老师没有怀疑），留在了宿舍区。
确认大部分人都去了礼堂，我悄无声息地溜出了宿舍楼，朝着位于党校院落深处的那栋三层小楼——图书馆走去。
周末的图书馆人很少，只有寥寥几个戴着眼镜、看起来像是教研员模样的人在埋头查阅资料。管理员是个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的老师傅，正坐在门口打着盹。
我放轻脚步走了进去。图书馆内部比想象中要大，一排排高大的木质书架整齐排列，弥漫着旧纸张和油墨特有的气味。分类标识很清楚，马恩列斯着作、毛泽东思想、政治理论、党史党建、国民经济……我的目光掠过这些，朝着标有“工业技术”、“历史档案”、“内部资料”的区域走去。
这些区域的书架明显更旧，落着薄薄的灰尘，翻阅的人也更少。我深吸一口气，开始如同大海捞针般，在书架间缓慢移动，手指拂过一本本或厚或薄、或新或旧的书籍和册子。
《建国初期重工业建设概述》、《苏联援建项目纪实录》、《五三—五七年度工业技术革新成果汇编》……我快速浏览着书名和出版信息，寻找着任何可能与“精密仪器”、“特殊单位”、“振”、“仪”等关键词相关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