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十一月，梁朝交州刺史李畟斩杀交州叛军首领阮宗孝，将其首级传送到建康。
起初，北魏宣武帝修建瑶光寺，尚未完工；这一年，胡太后又修建永宁寺，两座寺庙都在皇宫旁边；她还在伊阙口（今河南洛阳南）修建石窟寺，三处建筑都极尽土木奢华之能事。其中永宁寺最为壮丽，寺中有一座一丈八尺高的金佛像，十座与人身高相当的金佛像，两座玉佛像。寺内建造九层佛塔，挖掘地基时深入地下直达黄泉；佛塔高九十丈，塔顶的塔刹又高十丈，每当夜晚寂静时，塔上的铃铎声能传到十里之外。佛殿的规模如同太极殿，南门如同皇宫的端门。寺内有上千间僧房，装饰的珠玉锦绣，令人惊叹不已。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如此壮丽的塔庙从未有过。
北魏扬州刺史李崇上奏，认为：“孝文帝迁都洛阳已近三十年，明堂仍未修建，太学荒废，城门、宫殿、官署也多有损坏，这不符合继承先帝基业、为天下树立榜样的宗旨。如今国子监虽有学官之名，却无教授之实，这与‘兔丝非丝、燕麦非麦’‘南箕不簸、北斗不斟’（比喻有名无实）有何区别！事务不能同时兴办，必须有所取舍；应停止尚方署（掌管宫廷器物制造）的奢华雕琢，缩减永宁寺的修建工程，减少瑶光寺的建材消耗，分担石窟寺的雕刻劳役，以及暂停其他非紧急的劳役，在春、夏、秋三季农闲时修建明堂、太学等重要设施，让国家礼仪威严彰显，礼乐教化得以推行，这不也是一件美事吗！”胡太后以温和的诏令回复了他，却未采纳其建议。
胡太后热衷于佛教，很多百姓全家都出家当和尚、尼姑。高阳王的属官李玚上奏说：“三千种罪行中，没有比不孝更严重的，不孝之中没有比断绝后代更严重的。怎能纵容百姓违背礼教，肆意满足他们信佛的意愿？有的人父母尚在，却弃家出家，放弃现世的礼仪去追求来世的所谓利益！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哪有放弃光明正大的政务去信奉鬼神之教的道理！此外，如今南方边境尚未安定，各种劳役仍很繁重，百姓大多是为逃避劳役才出家，若再听之任之，恐怕会丢弃孝道慈爱，家家户户都去当和尚尼姑了。”
佛教都统僧暹等人对李玚称佛教为“鬼教”十分愤怒，认为这是诽谤佛法，哭着向胡太后告状。胡太后责备李玚，李玚辩解：“天称神，地称只，人称鬼。《左传》说‘明处有礼仪音乐，暗处有鬼神’。可见明处的是正大之教，暗处的是鬼神之教。佛本是人，称其为鬼，我认为并非诽谤。”胡太后虽知李玚所言有理，但难以违背僧暹等人的意愿，最终罚李玚一两黄金。
北魏征南大将军田益宗请求担任东豫州刺史，以便招降自己的两个儿子（此前投奔梁朝），胡太后不同意，田益宗最终在洛阳去世。
柔然伏跋可汗身体强壮，擅长用兵。这一年，他向西进攻高车，大败高车军队，生擒高车王弥俄突，把弥俄突的脚拴在马身上，拖拽致死，还把他的头骨涂上油漆当作饮酒器具。周边国家中，原先归附柔然后又反叛的，都被伏跋可汗击败消灭，柔然国势再次强盛。
天监十六年（丁酉年，公元517年）
春季正月初九（辛未），梁武帝到南郊祭祀天地。
北魏大乘叛军残余势力再次聚集，突袭瀛州（今河北河间），瀛州刺史宇文福的儿子、员外散骑侍郎宇文延率领家奴和门客抵抗叛军。叛军烧毁官署的斋阁，宇文延冲入火中，抱着宇文福逃出，身体毛发都被烧焦，仍率领众人苦战，叛军最终溃散逃走，宇文延追击讨伐，平定了叛乱。
正月十二（甲戌），北魏宣布大赦。
北魏初期，民间都不使用钱币。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开始铸造“太和五铢”钱，派遣铸钱工匠在各地开炉铸钱。百姓若想铸钱，可到官府的铸炉铸造，要求铜料必须精炼，不得掺杂其他金属。宣武帝永平三年（公元510年），又铸造五铢钱，禁止天下使用不符合标准的钱币。但此后洛阳及各州镇所用的钱币各不相同，商品贸易无法流通。
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奏，认为：“法律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的钱币，是指‘鸡眼钱’（小而薄的钱）、‘凿边钱’（从钱币边缘凿取铜料后的钱），此外再无其他禁令。如今河西各州通行的钱币都不符合规定，过去却严加禁止，我对此感到疑惑。另外，河北地区既没有新铸的钱币，又禁止使用旧钱，百姓只能用单丝织成的绢、稀疏的布来交易，这些绢布幅面狭窄、尺寸不足，不符合常规标准，还得把整匹布撕成一尺长的小块来应急，白白耗费纺织的辛劳，仍免不了饥寒之苦，这恐怕不符合救济百姓、养育万民的本意。钱币的用途，是用绳子串联，无需借助度量工具，公平简便，确实是便利社会的好方法。请求下令给各地州镇，凡是‘太和五铢’‘永平五铢’以及古代各种钱币中，民间习惯使用且内外完好的，即便大小有差异，都允许流通，价格高低由当地市场自行决定。这样才能让货物在天下流通，公私贸易不受阻碍。至于‘鸡眼钱’‘凿边钱’以及盗铸、将大钱熔铸为小钱、伪造不符合标准的钱币，仍按法律定罪。”北魏朝廷下诏采纳了这一建议。但河北地区钱币仍然稀少，百姓仍用实物交易，钱币无法在市场流通。
北魏很多人虚报军功以获取爵位。尚书左丞卢同查阅吏部的功勋文书，加以核查，发现虚报官阶的有三百多人，于是上奏：“请求将吏部、中兵二局的功勋簿册汇总，核对奏报的案卷，重新编造两份，一份交吏部，一份留中兵局存档。此外，在军中斩杀敌人、获得一级以上功勋的，立即让行台军司发放凭证，凭证从中竖向撕开，一份交给立功者，一份送门下省，以防伪造。”胡太后采纳了这一建议。卢同是卢玄的族孙。
中尉元匡上奏，请求调取景明元年（公元500年）以来，朝廷内外的考核簿册、吏部的任命文书、中兵局的功勋案卷，以及各类官员的政绩考评记录，想通过这些档案核查虚报官阶、冒领官职的人，胡太后同意了。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奏反对，认为：“法律忌讳繁琐严苛，治理贵在简洁明了。御史的职责是通过传闻举报查处问题，若听说有虚报功勋、冒领官阶的情况，只需调取相关的某一份簿册，核查虚实，依法惩处即可。怎能调取一整个部门的档案，追查二十多年的旧事？如此追查过错，谁能承受得起！这实在是圣朝应当慎重对待的事。”胡太后于是停止了这一行动。又因元匡的建议多次未被采纳，胡太后担心他辞职，想安抚他，于是加授他镇东将军官职。二月十六（丁未），封元匡为东平王。
三月十五日（丙子），梁武帝下令织官：织锦时不得织仙人、鸟兽的图案，因为裁剪这些图案会违背仁爱宽恕的原则。
三月二十六（丁亥），北魏广平文穆王元怀去世。
夏季四月十八（戊申），北魏任命中书监胡国珍为司徒。
梁武帝下诏，认为宗庙祭祀使用牲畜，会妨碍鬼神之道，应改用面粉制作的牲畜替代品。于是朝廷内外议论纷纷，认为宗庙祭祀不用牲畜，等于祖先不再享受血食（古代祭祀用牲畜，称血食），但梁武帝最终没有改变主意。朝中八座高官（尚书令、仆射及五曹尚书）商议后，决定用干肉代替牛犊（一元大武，古代祭祀用的牛犊）。
秋季八月二十（丁未），北魏下诏，让太师高阳王元雍进入门下省居住，参与裁决尚书省的奏事。
冬季十月，梁武帝因宗庙祭祀仍使用干肉，再次商议替代方案，最终用大饼代替干肉，其他祭品都改用蔬菜瓜果。又修建至敬殿、景阳台，设置七座宗庙的牌位，每月中旬两次摆放洁净的祭品。
十月二十八（乙卯），北魏下诏：平城（北京，北魏旧都）的官民中，尚未迁徙到洛阳的，都允许留居原地，其土地房产作为永久产业。
十一月初七（甲子），梁朝巴州刺史牟汉宠反叛，投降北魏。
十二月，柔然伏跋可汗派遣俟近尉比建等人前往北魏请求和亲，使用对等国家的礼仪（不称臣）。
这一年，梁朝任命右卫将军冯道根为豫州刺史。冯道根为人谨慎敦厚、不善言辞，行军时能严格约束士兵；其他将领争相邀功，唯独冯道根沉默不语。他处理政务清廉简约，官吏和百姓都拥戴他。梁武帝曾感叹：“只要冯道根在豫州，就能让朝廷不再惦记着还有这个州（意为他治理得极好，无需朝廷操心）。”
北魏尚书崔亮上奏，请求在王屋山（今河南济源西北）等地开采铜矿铸钱，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此后百姓大多私自铸钱，钱币逐渐变得又薄又小，购买力越来越低。
天监十七年（戊戌年，公元518年）
春季正月初九（甲子），北魏封氐族首领杨定为阴平王。
北魏秦州（今甘肃天水）的羌人发动叛乱。
二月初九（癸巳），梁朝安成康王萧秀去世。萧秀虽与梁武帝是平民时的兄弟，等到成为君臣后，他对梁武帝的恭敬谨慎远超关系疏远的臣子，梁武帝也因此更加看重他。萧秀与弟弟始兴王萧憺尤其友爱，萧憺长期担任荆州刺史，常常把自己的俸禄分一半给萧秀，萧秀坦然接受，也不推辞。
二月二十（甲辰），梁朝宣布大赦。
二月二十五（己酉），北魏宣布大赦，改年号为神龟。
北魏东益州（今四川广元）的氐人发动叛乱。
北魏孝明帝召见柔然使者，指责柔然没有尽到藩属的礼仪，商议依照汉朝对待匈奴的旧例，派遣使者回访柔然。司农少卿张伦上奏，认为：“太祖（北魏道武帝）开创帝业，日夜操劳，无暇顾及远方，才让柔然这伙小人在一方作乱。这也是因为中原多灾多难，朝廷优先处理华夏事务，而放松了对夷狄的管控。高祖（孝文帝）正专注于向南迁都，没来得及北伐柔然。世宗（宣武帝）遵循先帝遗志，对柔然使者只接待不回访。因为当时朝廷圣明、国力强盛，面对敌国，何必畏惧他们而主动示好，又何必有所求而先派使者！如今柔然虽仰慕德行前来，实则是想窥探我国强弱；若派使者前往柔然王庭，与他们结为兄弟之国，恐怕不符合祖宗的意愿。如果事情实在无法避免，应当颁布皇帝诏令，明确君臣上下的礼仪，命令宰相写信，告知他们归顺的道理，观察他们的态度，再根据情况用恩威进退应对，这样才符合帝王的体面。怎能因戎狄部落合并壮大，就轻易破坏国家典礼呢！”北魏朝廷没有采纳张伦的建议。张伦是张白泽的儿子。
三月十八（辛未），北魏灵寿武敬公于忠去世。
北魏南秦州（今甘肃成县）的氐人发动叛乱，朝廷派遣龙骧将军崔袭持符节前往安抚。
夏季四月十五（丁酉），北魏秦文宣公胡国珍去世，朝廷追赠他假黄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封号为太上秦公，加授九锡之礼，用特殊的礼仪安葬，赠送的丧葬物品和仪仗卫队极为丰厚。又将胡太后母亲皇甫氏的灵柩迎来，与胡国珍合葬，称皇甫氏为太上秦孝穆君。
谏议大夫常山人张普惠认为，前代皇后的父亲没有称“太上”的，“太上”这一称号不能用于臣子，于是到皇宫上疏陈述意见，侍从们没人敢为他通报。恰逢胡国珍的墓穴挖掘时遇到磐石，张普惠趁机秘密上奏，认为：“天无二日，地无二王，‘太上’之名是因‘上’（皇帝）而产生的。皇太后用‘令’发布政令，是遵循‘三从’之道（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堪比古代周文王之母太姒（被列为“十乱”贤臣之一）。如今司徒胡国珍称‘太上’，恐怕违背了皇太后用‘令’从属皇帝‘敕’的本意。孔子说：‘必须先端正名分！’如今选墓时遇到磐石，需要更改占卜的结果，这或许是天地神灵降下的警示，启发陛下的圣心啊。希望陛下停止使用‘太上’这一僭越的称号，以求得清正光明的福分。”
胡太后于是亲自前往胡国珍的宅邸，召集五品以上官员广泛商议。王公大臣都迎合胡太后的心意，争相责难张普惠；张普惠随机应变，据理反驳，没人能让他屈服。胡太后派元叉向张普惠传达旨意：“我这样做，是孝子的心意。你所陈述的，是忠臣的道理。大臣们已有定论，你不必再勉强改变我的想法。以后有其他意见，仍可畅所欲言。”
胡太后为太上秦孝穆君（皇甫氏）建造寺庙，其壮丽程度与永宁寺相当。
北魏尚书省上奏，请求恢复向百姓征收绵麻税。张普惠上疏，认为：“高祖（孝文帝）废除大斗、去掉长尺、修改重秤，是为了爱护百姓、减轻赋税。他知道军国事务需要绵麻，所以在征收绢帛时额外加征八两绵，征收布匹时额外加征十五斤麻；百姓因称尺改革所减少的负担，远超过额外缴纳的绵麻，所以乐于缴纳。从那以后，征收的绢帛布匹，尺寸逐渐变长变宽，百姓的怨言传遍朝廷内外。宰相没有追究根源在于绢布幅宽、长度超标，就仓促废除了绵麻税。不久前尚书省因国家用度不足，又想重新征收。这是违背天下百姓的信任，放弃已经颁布的诏令，纠正之前的错误却又犯下新的过失。陛下不想想国库中存有大量大麻，却被群臣私下挪用——为什么呢？因为百姓缴纳的物品，有时每斤多缴百铢（古代重量单位），没听说有关部门依法处罚州郡；有时物品稍有质量问题，就追究户主责任，并牵连里正、党长（基层官员）。因此，国库中的绢帛布匹，超过标准尺寸的很多；大臣们领取俸禄时，都要求绢帛长阔、厚重，没有标准限制，也没听说有人因领取的绢帛超过标准，而退还多余部分给官府。如今若想恢复征收绵麻税，应当先纠正度量衡，明确严格的禁令，不许随意超标，让天下人知道陛下和太后爱护百姓、尊重法律的心意，这样太和年间的善政就能在神龟年间重现了。”
张普惠又因孝明帝喜欢在园林中游玩，不亲自处理朝政，过分推崇佛法，郊祀、宗庙祭祀等事务多委托给有关部门，于是上疏恳切劝谏，认为：“陛下致力于无法验证的佛教功业，在百姓身上耗费巨额财富；减少官员俸禄、削弱国力，供养无所事事的僧人；装饰华丽的佛殿，追求来世的福报。清晨上朝的大臣在宫外叩首等待，而清闲的僧人在宫内游荡，违背礼仪、不合时宜，人心不安。我认为，追求朝夕间的佛教因果、求取久远的福报，不如赢得天下百姓的欢心来侍奉双亲，让天下太平、灾害不生。希望陛下谨慎言行举止，为天下树立榜样，亲自履行郊祀、宗庙祭祀的虔诚礼仪，亲自参加每月初一、十五的朝会，到国子监举行释奠礼（祭祀孔子的礼仪），亲自到籍田（天子象征性耕种的田地）劳作。酌情削减僧寺中非急需的奢华装饰，恢复百官长期被削减的俸禄。已动工的工程务必简约速成，未动工的一律停止。这样，孝道就能感动神灵，道德教化就能光照天下，节俭爱民，官民都会受益。”不久，北魏朝廷下令商议释奠礼的具体仪式，又从此每月初一孝明帝接见群臣，这些都是采纳了张普惠的建议。
张普惠又上表议论时政得失，胡太后和孝明帝在宣光殿召见他，就各项事务逐条责问。
梁朝临川王萧宏小妾的弟弟吴法寿杀人后，躲藏在萧宏的府中。梁武帝下令萧宏交出吴法寿，吴法寿当天就被处死。御史台（南司）上奏，请求罢免萧宏的官职。梁武帝在奏疏上批注：“爱护萧宏是兄弟间的私人亲情，罢免萧宏是帝王的公正法律。所奏准。”五月二十四（戊寅），司徒、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被罢免官职。
萧宏自从洛口之战失败后，常常心怀愧疚和愤懑。京城中每当有叛乱发生，往往打着萧宏的旗号，萧宏多次被有关部门弹劾，梁武帝每次都赦免他。一次，梁武帝前往光宅寺，有盗贼埋伏在骠骑航（桥梁名）下，等待梁武帝夜间出来；梁武帝正要出发时，心中有所察觉，于是改从朱雀航经过。事后盗贼被抓获，声称是受萧宏指使。梁武帝哭着对萧宏说：“我的才能比你强百倍，身处皇位还担心难以胜任，你凭什么谋反？我不是不能像汉文帝（诛杀淮南王刘长）那样做，只是可怜你愚蠢啊！”萧宏叩头声称没有此事；这次因藏匿吴法寿，萧宏被罢免官职。
萧宏的奢侈僭越超过规制，聚敛财物没有满足。他的府中有近百间仓库，位于内堂后面，门锁极为严密。有人怀疑仓库中藏有兵器，秘密向梁武帝报告。梁武帝对萧宏的兄弟情谊深厚，对此非常不悦。有一天，梁武帝送丰盛的酒菜给萧宏的爱妾江氏，说：“我要来你家宴饮。”他只带了旧友射声校尉丘佗卿前往，与萧宏、江氏畅饮。半醉后，梁武帝说：“我今天想参观你的后宅。”随即下令备车，径直前往内堂后面。萧宏担心梁武帝看到仓库中的财物，脸色惊恐。梁武帝更加怀疑，于是逐间仓库检查：每一百万钱堆成一堆，用黄榜标注；每一千万钱装成一库，悬挂紫榜标注，这样的仓库有三十多间。梁武帝与丘佗卿屈指计算，发现钱财有三亿多万；其余仓库中储存着布帛、丝绵、油漆、蜂蜜、粗麻、蜡烛等杂货，只见仓库堆满，不知具体数量。梁武帝这才知道仓库中不是兵器，非常高兴，对萧宏说：“阿六（萧宏排行第六），你的生计真不错！”于是继续痛饮到深夜，举着蜡烛回宫。兄弟间的关系从此更加和睦。
萧宏在京城有几十处府邸，还放高利贷并立下契约：常把田宅、店铺写在契约上作为抵押，到期后，就赶走契约持有人，夺走他们的房产。京城及东部地区因此失去产业的百姓，不止一人。梁武帝后来得知此事，规定抵押契约到期后不得再驱赶夺取房产，这一弊端从此才停止。
侍中、领军将军吴平侯萧昺，向来有风度和魄力，被梁武帝器重，军国大事都与他商议决定。梁武帝任命他为安右将军，监管扬州事务。萧昺认为自己越过亲属担任扬州要职，流泪恳切推辞，梁武帝没有同意。他在扬州任职时，尤其以明断着称，政令严明整肃。
五月二十七（辛巳），梁武帝任命萧宏为中军将军、中书监；六月初二（乙酉），又让他以中军将军的本职代理司徒职务。
臣司马光说：萧宏作为将领，却使三军覆没；作为臣子，却涉嫌大逆不道，梁武帝赦免他的死罪已经够了。可在几十天内，又让他担任三公（司徒属三公），兄弟间的恩情确实深厚，但帝王的法律究竟在哪里呢！
起初，洛阳有汉朝设立的《三字石经》（用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刻写的儒家经典石碑），虽历经战乱却始终没有损坏。到北魏冯熙、常伯夫相继担任洛州刺史时，拆毁石碑用来修建佛塔和僧舍，石碑于是严重损毁，残存的部分被丢弃在荒草中，僧人和俗人随意取用。侍中兼国子祭酒崔光请求派遣官员看守保护，并命国子博士李郁等人修补残缺部分，胡太后同意了。恰逢元叉、刘腾发动叛乱，此事便搁置了。
秋季七月，北魏河州（今甘肃临夏）羌人却铁忽反叛，自称水池王；朝廷下诏任命主客郎源子恭为行台，率军讨伐。源子恭抵达河州后，严格命令州郡及各军不得侵犯百姓一物，也不得轻易与叛军交战，随后向叛军示以威严和恩德，让他们知道悔改和畏惧。八月，却铁忽等人相继到源子恭处投降，前后不到二十天。源子恭是源怀的儿子。
北魏宦官刘腾，不识字，却多有奸计，善于揣摩他人心意。胡太后因他有保护自己的功劳，将他多次提拔至侍中、右光禄大夫，刘腾于是干预朝政，收受贿赂为他人求官，没有不成功的。河间王元琛是元简的儿子，担任定州刺史时，以贪婪放纵闻名。等到他被罢官回京，胡太后下诏说：“元琛在定州，只没把中山宫（当地宫殿）搬回来，其余财物无所不掠，怎么能再任用他！”于是元琛被废黜在家。元琛便请求做刘腾的养子，贿赂刘腾的金银财宝数以万计。刘腾替他向胡太后求情，元琛得以兼任都官尚书，后出任秦州刺史。恰逢刘腾病重，胡太后想在他生前让他显贵。九月初一（癸未朔），任命刘腾为卫将军，加授仪同三司。
北魏胡太后因天象有变化（古人认为天象异常对应人间灾祸），想让崇宪高太后（此前被废为尼）承担灾祸。九月二十六（戊申）夜，高太后突然去世；冬季十月十五（丁卯），按照尼姑的礼仪将她安葬在北邙山，谥号为顺皇后。百官穿着单衣、戴着邪巾（非正式礼帽）送葬到墓地，葬礼结束后就脱下丧服。
十月二十三（乙亥），梁武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司徒。
北魏胡太后派遣使者宋云和僧人惠生前往西域求取佛经。司空任城王元澄上奏说：“过去孝文帝迁都洛阳，规定在城内只允许设置僧寺、尼寺各一座，其余都设在城外；这是因为僧人与俗人归宿不同，想让僧人在尘世之外清净居住。正始三年（公元506年），沙门统惠深开始违背之前的禁令，从此诏令形同虚设，私自请求建寺的人越来越多，如今都城内的寺庙超过五百座，占据掠夺的民房，几乎达三分之一，屠户、酒馆等污秽场所，与寺庙相邻混杂。过去代北有法秀的谋反，冀州有大乘教的叛乱。太和、景明年间的制度，不仅是为了区分僧人与俗人，更是为了防微杜渐。从前如来（释迦牟尼）宣讲佛法，多在山林之中，如今这些僧人却留恋城市，正是因为被利欲诱惑，无法自我克制，这都是佛教中的糟粕，是佛祖的害群之马，佛教戒律不容许，国家法律也应共同摒弃。我认为都城内尚未建成且可迁移的寺庙，应全部迁到城外；僧人不满五十人的小寺，合并到较大的寺庙；外地各州也照此标准执行。”朝廷下诏采纳，但最终未能实施。
这一年，北魏太师元雍等人上奏说：“盐池是上天的宝藏，滋养众生。先帝为此设立禁令，并非要与百姓争夺利益，而是因为盐池之利源于自然，若取用没有章法，有的被权贵独占，有的被附近百姓吝啬把持，贫苦百姓远道而来，却完全无法获取。因此设置主管官员，让他们裁决监管，兼顾强弱，务必使各方都能得到相应利益。征收十分之一的盐税，自古以来就有，目的是让远近百姓税负公平，公私都适宜。等到甄琛上奏请求废除禁令后，绕池居住的百姓尉保光等人擅自独占盐池；要说他们设置的障碍和禁令，比官府还严苛，盐的取用和定价全由他们决定。请求依照先帝的制度，重新对盐池实行禁令，这样更为便利。”朝廷下诏采纳了这一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