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匈奴派两万骑兵入侵汉朝，杀死辽西太守，劫掠两千多人，还包围了韩安国的营垒；又入侵渔阳、雁门，各杀害、劫掠一千多人。韩安国只好向东转移，驻守北平；几个月后，因病去世。汉武帝于是再次召回李广，任命他为右北平太守。匈奴人畏惧地称李广为“汉之飞将军”，躲着他，连续几年不敢入侵右北平。
车骑将军卫青率领三万骑兵从雁门出兵，将军李息从代郡出兵；卫青斩杀、俘虏匈奴几千人。
东夷薲君南闾等二十八万人归降汉朝，汉朝在此设立苍海郡；但移民和建设的费用，和开发西南夷差不多，导致燕、齐一带民众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人心浮动。
这一年，鲁共王刘馀、长沙定王刘发都去世了。
临菑人主父偃、严安，无终人徐乐，都上书向汉武帝进言。
起初，主父偃游历齐、燕、赵等地，都没受到厚待，当地儒生还联合起来排挤他；他家里贫困，连借钱都借不到，于是西行入关，到皇宫门前上书。早上递上奏章，晚上就被汉武帝召见。主父偃的奏章共讲了九件事，其中八件是关于律令的，一件是劝谏不要攻打匈奴。他写道：“《司马法》说：‘国家虽然强大，好战必然灭亡；天下虽然太平，忘记战争就会危险。’愤怒是违背道德的，战争是凶险的事情，争斗是最下等的行为。一味追求战胜，穷兵黩武的人，没有不后悔的。
从前秦始皇吞并六国后，还不停地追求胜利，想攻打匈奴。李斯劝谏说：‘不行。匈奴没有固定的城郭居住，没有储备的物资，他们像鸟儿一样迁徙，很难控制。派轻装部队深入，粮草必定断绝；带着粮草行军，又会因行动迟缓贻误战机。占领了他们的土地，也得不到什么好处；收服了他们的百姓，也没法管理。打了胜仗还要杀他们，这不是为民父母该做的事；使中原疲惫，只为让匈奴痛快，这不是长久之计。’秦始皇不听，派蒙恬率兵攻打匈奴，开辟了千里土地，以黄河为边界。但那里本就是水泽、盐碱地，长不出五谷。之后又征发天下成年男子去守卫北河，军队在外征战十多年，死的人数不胜数，最终也没能越过黄河向北推进。这难道是因为人力不足、武器装备不够吗？是形势不允许啊！而且还让天下百姓运输粮草，从东海边的琅邪郡出发，转运到北河，大概要消耗三十钟粮食，才能运到一石。男子拼命耕种，也供不上粮饷；女子日夜纺织，也做不出足够的营帐。百姓疲惫不堪，孤寡老弱无人赡养，路上到处是饿死的人，天下百姓就是从这时开始背叛秦朝的。
到了汉高祖时，平定天下后，想夺取边境土地，听说匈奴在代谷外聚集，就想攻打他们。御史成进劝谏说：‘不行。匈奴的习性，像野兽一样聚集，像鸟儿一样飞散，追击他们就像捕捉影子。以陛下的圣德去攻打匈奴，我私下里觉得很危险。’汉高祖不听，向北打到代谷，果然遭遇平城之围。汉高祖非常后悔，于是派刘敬去和匈奴订立和亲盟约，天下这才平息了战争。
“匈奴难以控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抢劫掠夺本就是他们的生存方式，这是天性使然。上至虞、夏、殷、周时期，都没有强迫他们改变，只是把他们当作禽兽一样看待，不把他们当作同类。现在，不借鉴虞、夏、殷、周的做法，却重蹈近代的覆辙，这是我最担忧的，也是百姓痛苦的根源。”
严安也上书说：“如今天下百姓，生活奢侈浪费，车马、衣裘、宫室，都竞相装饰。调配五声让音乐更有节奏，混杂五色让图案更加华丽，在面前摆满各种美味佳肴，以此炫耀奢华。百姓的本性，看到美好的东西就想拥有，这是在引导百姓走向奢侈。奢侈无度，资源就会不足，百姓就会放弃农业，去追求工商业这些末业。但工商业的财富不是凭空得来的，所以士大夫不惜欺诈，习武之人通过杀人抢劫来获取财物，世人却不觉得羞耻，因此犯法的人越来越多。我希望能为百姓制定制度，防止过度奢侈，让贫富之间不互相炫耀，使人心安定；人心安定了，盗贼就会减少，刑罚也会变少，阴阳调和，万物就能繁荣生长。从前秦始皇野心勃勃，想威震海外，派蒙恬率兵北攻匈奴，又派尉屠睢率领水军攻打南越。那时，秦朝在北方与匈奴结怨，在南方与南越交战，军队驻扎在没有意义的地方，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十多年间，男子披甲打仗，女子运输粮草，百姓苦不堪言，很多人在路边树上上吊自杀，死的人一个接着一个。等到秦始皇去世，天下大乱，秦朝最终灭亡，这就是穷兵黩武的后果。周朝灭亡是因为太弱，秦朝灭亡是因为太强，不知变通就会有祸患。如今我们征服西夷，让夜郎称臣，使羌、僰投降，夺取薲州，修建城邑，深入匈奴境内，烧毁他们的龙城，有人称赞这些做法。但这只是对臣子有利，并非对天下有利的长远之计。”
徐乐上书说：“我听说，天下最大的忧患在于‘土崩’，而不在于‘瓦解’，从古到今都是这样。
什么是‘土崩’呢？秦朝末年就是典型例子。陈涉没有诸侯的尊贵地位，没有自己的封地，也不是王公贵族、名门望族之后，在乡里没有什么好名声，没有孔子、曾子、墨子那样的贤能，也没有陶朱公、猗顿那样的财富。然而，他从穷乡僻壤起兵，挥舞着简陋的武器，袒露着臂膀大声呼喊，天下人纷纷响应。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百姓困苦不堪，而君主却不体恤；下层百姓怨恨，而上层君主却毫不知情；社会风俗已经混乱，而政治却没有加以整顿。这三个方面，就是陈涉能够凭借的条件，这就叫做‘土崩’。所以说，天下的忧患在于‘土崩’。
什么是‘瓦解’呢？吴、楚、齐、赵等七国之乱就是例子。七国的诸侯谋划叛乱，他们都号称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拥有几十万披甲的士兵，他们的威势足以震慑国内，财富足以赏赐给士兵百姓。然而，他们却不能向西多占领一尺土地，反而在中原地区被擒获，这是为什么呢？并不是他们的权势比平民还小，兵力比陈涉还弱。在那个时候，先帝的德政还没有衰落，安于本土、乐于旧俗的百姓众多，所以诸侯们在境外没有援助，这就叫做‘瓦解’。所以说，天下的忧患不在于‘瓦解’。
这两种情况，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关键要点，贤明的君主应该特别留意并深入考察。
近来，关东地区粮食多次歉收，年景还没有恢复，百姓大多贫困，再加上边境的战事。按照常理推断，百姓应该有不安于现状的了。百姓不安，就容易躁动；容易躁动，就会形成‘土崩’的形势。所以，贤明的君主应该洞察万物变化的根源，明白国家安危的关键，在朝廷上采取措施，消除还没有形成的祸患，关键就是要使天下不出现‘土崩’的形势罢了。”
徐乐的奏章呈上后，汉武帝召见了主父偃、严安和徐乐三人，对他们说：“你们以前都在哪里呢，怎么这么晚才和你们相见！”随后，把他们都任命为郎中。
主父偃尤其受到汉武帝的亲近和宠幸，一年之内升迁了四次，担任了中大夫。大臣们都害怕他的言辞，送给他的贿赂累计达千金之多。有人对主父偃说：“你太蛮横了！”主父偃说：“我活着的时候如果不能享受五鼎食的富贵，死的时候就甘愿受五鼎烹的刑罚！”
元朔二年甲寅（公元前127年）
冬天，汉武帝赐给淮南王刘安几案和手杖，允许他不用进京朝见。
主父偃劝说汉武帝：“古时候，诸侯的封地不超过百里，强弱的形势容易控制。如今，诸侯有的封地相连几十座城邑，土地纵横上千里。形势宽松时，他们就骄奢淫逸，容易做出违法乱纪的事；形势紧急时，他们就凭借强大的实力联合起来对抗朝廷。如果按照法律直接削减他们的封地，就会引发叛乱，之前晁错的事情就是这样。现在诸侯的子弟有的多达十几个，只有嫡长子能继承王位，其余的子弟虽然也是亲骨肉，却没有一寸土地的封赐，这样仁孝之道就无法宣扬。希望陛下下令让诸侯可以推广恩德，把封地分给子弟，封他们为侯。这样，他们每个人都会高兴地实现自己的愿望。陛下以施恩的名义，实际上分割了他们的封国，不用削减封地，就能逐渐削弱诸侯的势力。”汉武帝听从了他的建议。春天正月，汉武帝下诏说：“诸侯王中如果有人想推广私恩，把封地分给子弟，让他们各自把情况上报，我会确定他们的封号。”于是，各诸侯国开始分割，诸侯王的子弟都被封为侯。
匈奴入侵上谷、渔阳，杀害、劫掠官吏百姓一千多人。汉武帝派卫青、李息从云中出兵，向西一直打到陇西，在黄河以南攻打匈奴的楼烦王和白羊王，斩杀、俘虏匈奴几千人，缴获牛羊一百多万头，赶跑了白羊王和楼烦王，于是夺取了黄河以南的土地。汉武帝下诏封卫青为长平侯，卫青的校尉苏建、张次公都立有战功，封苏建为平陵侯，张次公为岸头侯。主父偃又说：“黄河以南地区土地肥沃富饶，外部有黄河作为险阻，以前蒙恬曾在这里筑城来驱逐匈奴。在这里设郡，对内可以减少运输和戍守的费用，扩大中原的范围，这是消灭匈奴的根本办法。”汉武帝让公卿们讨论，大家都说这样做不方便。但汉武帝最终还是采用了主父偃的计策，设立了朔方郡，派苏建征发十多万人修筑朔方城，重新修缮秦朝时蒙恬所建的要塞，凭借黄河作为坚固的防线。从关东地区转运粮草到朔方路途遥远，整个山东地区的百姓都为此劳累不堪，花费了几十上百亿钱，国库也因此空虚了；汉朝也放弃了上谷郡中偏远孤立的造阳地区，把它给了匈奴。
三月乙亥日，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发生了日食。
夏天，汉朝招募十万百姓迁徙到朔方。
主父偃又劝说汉武帝：“茂陵刚刚开始修建，天下的豪杰、兼并土地的大户、扰乱社会的人，都可以迁徙到茂陵。这样，对内可以充实京城，对外可以消除奸邪狡猾之人，这就是所谓的不用诛杀他们，却能消除祸害。”汉武帝听从了他的建议，把各郡国的豪杰以及家产在三百万以上的人家都迁徙到茂陵。
轵县人郭解，是关东地区的大侠，也在迁徙的名单中。卫将军替他向汉武帝说情：“郭解家里贫穷，不符合迁徙的标准。”汉武帝说：“郭解只是个平民百姓，他的权势竟然能让将军为他说话，可见他家并不贫穷。”最终还是把郭解家迁徙了。郭解平日里因为一点小事就杀人，这样的情况有很多。汉武帝听说后，派官吏逮捕并惩治郭解，他所杀的人都在大赦之前。轵县有个儒生陪使者坐着，有个客人称赞郭解，这个儒生说：“郭解专门干违法乱纪的事，怎么能算贤能呢！”郭解的门客听到后，就杀了这个儒生，还割掉了他的舌头。官吏因此责问郭解，郭解确实不知道是谁杀的，而那个杀人的人最终也没有被查出来，不知道是谁。官吏上奏说郭解无罪，公孙弘议论说：“郭解是个平民百姓，却行侠弄权，因为一点小事就杀人。郭解虽然不知道是谁杀的人，但这个罪过比他亲自杀人还严重。应当以大逆不道论处。”于是，将郭解灭族。
班固说：古时候，天子分封诸侯国，诸侯建立卿大夫的采邑，从卿大夫到平民百姓，各有等级差别，所以百姓服从他们的上级，而军事行动的指挥权都由诸侯掌握。齐桓公、晋文公之后，大夫世代掌握政权，家臣也能发号施令。这种衰败的形势延续到战国时期，各国合纵连横，于是各国的公子，像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都凭借王公的势力，竞相结交游侠，对那些鸡鸣狗盗之徒也以礼相待。赵国的丞相虞卿，抛弃国家和君主，去解救处于困境的好友魏齐；信陵君无忌，偷取兵符，假传命令，杀死将领，独掌军权，去解平原君的危急。他们都因此在诸侯中获得了很高的声望，名扬天下，那些热衷于游说的人，都把这四位豪杰当作楷模。于是，背叛朝廷、结党营私的风气形成了，尽职守责、侍奉君主的道义被废弃了。等到汉朝建立，法律宽松，没有及时加以纠正。所以代国的丞相陈豨出行时随从的车辆有上千辆，而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都招揽了数千门客。外戚大臣像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等人在京城竞相攀比，平民游侠像剧孟、郭解这些人在民间活动，他们的权势在州郡中横行。他们的势力甚至可以折服公侯，普通百姓以他们的名声和事迹为荣，羡慕并向往他们。即使他们触犯了法律，也认为自己是为了成名而不惜牺牲生命，就像季路、仇牧一样，死而无悔。所以曾子说：“君主失去了正道，百姓离心离德已经很久了。”如果没有圣明的君主在上，向百姓表明好恶，用礼法来规范他们，百姓又怎么能知道什么是禁令并走上正道呢！古时候的正确法则是：春秋五霸是夏、商、周三代圣王的罪人；而战国时的六国，又是春秋五霸的罪人。那四位豪杰，又是六国的罪人。何况像郭解这类人，凭借一个平民的身份，窃取生杀大权，他们的罪行已经是罪不容诛了。不过，看他们温和善良、广泛地关爱他人，救济穷困、周济急难，谦虚退让、不自我夸耀，也都有与众不同的品质。可惜啊，他们没有遵循道德规范，只是在末流中放纵自己，最终落得个身死族灭的下场，这并不是什么不幸。
荀悦评论说：世上有三种“游民”，是道德的败坏者：第一种是游侠，第二种是游说者，第三种是游行之人。树立气势，作威作福，结交私人党羽，在世上逞强的人，叫做游侠；粉饰言辞，设置诈谋，在天下奔走以迎合时势的人，叫做游说者；表面上追求仁爱以迎合时尚，勾结同类，树立虚假的声誉来获取权势利益的人，叫做游行之人。这三种人，是祸乱产生的根源；他们损害道义、伤害品德，破坏法律、迷惑世人，是古代先王所慎重对待的。国家有士、农、工、商四种百姓，各自从事自己的职业。不从事这四种职业的人，就叫做奸民。奸民不出现，王道才能实现。
大凡这三种“游民”的出现，都产生于衰败的时代，周朝、秦朝末年尤其严重。君主不英明，臣下不正派，制度没有确立，纲纪松弛荒废；把他人的毁谤和赞誉当作荣辱的标准，而不核实事情的真相；以自己的喜爱和憎恶作为判断利害的依据，而不考虑实际情况；根据自己的喜怒来进行赏罚，而不考察其中的道理。上下相互欺瞒，万事都违背常理，因此发表言论的人根据对方势力的强弱来措辞，负责选举的人按照亲疏关系来下笔举荐，善恶被众人的言论所混淆，功罪被王法所颠倒。这样一来，利益不能通过正当的道义去获取，祸害也不能通过正确的方法去避免。所以君子触犯礼仪，小人违反法律，到处奔走钻营，超越职权、僭越法度，注重浮华而废弃实质，竞相追求一时的利益。轻视父兄的尊贵而推崇对待宾客的礼节，淡薄骨肉之间的恩情而深厚朋友之间的友爱，忘记修身养性的道理而追求众人的赞誉，割舍维持生计的产业来满足宴请宾客的喜好，贿赂的礼物堆满门庭，相互拜访的人在路上络绎不绝，私人信件比公文还繁多，私人事务比公事还繁忙，于是不良的社会风气形成了，而正道却被破坏了。
因此，圣明的君主在位时，治理国家、整顿百姓，建立正确的制度；评定善恶以功罪为依据，而不被毁谤和赞誉所左右，听取言论的同时要求有实际行动，提出名称的同时要指明实际内容。所以，实际情况不符合名声的叫做虚假，内心的情感与外在的表现不相符的叫做虚伪，毁谤和赞誉不符合真相的叫做诬陷，谈论事情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叫做欺骗。虚伪的行为不能得逞，诬陷欺骗的言辞不能流传，有罪恶的人不能侥幸逃脱，没有罪过的人不会担忧恐惧，私下请托的事情无法进行，贿赂的行为没有用处，停止华丽的文辞，去除浮夸的言辞，禁止虚假的辩论，杜绝过度的智谋，摒弃百家的杂乱思想，统一于圣人的最高道德准则，用仁爱和恩惠来滋养百姓，用礼仪和音乐来教化百姓，那么社会风俗就会稳定，伟大的教化就会形成。
燕王刘定国和他父亲康王的姬妾通奸，还抢夺弟弟的妻子作为自己的姬妾，又杀死了肥如县令郢人。郢人的兄弟上书告发了这些事，主父偃从中推动这件事的查办。公卿们请求诛杀刘定国，汉武帝同意了。刘定国自杀，封国被废除。
齐厉王刘次昌也和他的姐姐纪翁主通奸。主父偃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齐王，齐纪太后不同意。主父偃于是对汉武帝说：“齐都临菑有十万户人家，仅集市的租税就有千金之多，人口众多且殷实富足，比长安还要繁华，如果不是天子的亲弟弟或爱子，不能在那里做王。如今齐王和陛下的亲属关系越来越疏远，又听说他和姐姐有乱伦的行为，请陛下查办他！”于是汉武帝任命主父偃为齐相，去查办这件事。主父偃到了齐国，加紧审讯齐王后宫的宦官，供词牵连到了齐王；齐王害怕，喝毒药自杀了。主父偃年轻时曾游历齐国以及燕国、赵国，等到他显贵之后，接连扳倒了燕国和齐国。赵王刘彭祖害怕了，上书告发主父偃收受诸侯的金钱贿赂，因此诸侯的子弟中有很多人因为他的帮助得以封侯。等到齐王自杀的消息传来，汉武帝大怒，认为是主父偃胁迫齐王让他自杀的，于是征召主父偃交给官吏审讯。主父偃承认收受诸侯的金钱贿赂，但确实没有胁迫齐王让他自杀。汉武帝本想不杀他，公孙弘说：“齐王自杀，没有后代，封国被废除成为郡县归入朝廷，主父偃是这件事的首恶。陛下如果不杀主父偃，无法向天下人交代。”于是就把主父偃灭族了。
张欧被免职，汉武帝想让蓼侯孔臧担任御史大夫。孔臧推辞说：“我家世代以研究经学为业，请求担任太常，掌管我家的事业，和堂弟侍中孔安国一起整顿古代的训诫，让它永远流传给后代。”汉武帝于是任命孔臧为太常，给他的礼遇赏赐如同三公。
元朔三年乙卯（公元前126年）
冬天，匈奴军臣单于去世，他的弟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打败了军臣单于的太子于单，于单逃亡投降了汉朝。
汉武帝任命公孙弘为御史大夫。当时，汉朝正在打通西南夷地区的道路，在东方设置了苍海郡，在北方修筑朔方郡。公孙弘多次劝谏汉武帝，认为这样会使中原疲惫不堪来奉养那些没有实际用处的土地，希望停止这些行动。汉武帝派朱买臣等人用设置朔方郡的好处来反驳公孙弘；提出了十个问题，公孙弘一个也答不上来。公孙弘于是谢罪说：“我是山东的粗陋之人，不知道设置朔方郡有这么多好处，希望停止经营西南夷和苍海郡，集中力量经营朔方郡。”汉武帝于是同意了，春天，废除了苍海郡。
公孙弘盖布被，吃饭时不吃两种以上的肉菜。汲黯说：“公孙弘位居三公，俸禄很多；然而却盖布被，这是欺诈行为。”汉武帝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有这回事。九卿之中和我关系好的人没有超过汲黯的，然而今天他在朝廷上责问我，确实说中了我的毛病。以三公的身份盖布被，和小官吏没有差别，确实是伪装欺诈，想以此博取名声，就像汲黯说的那样。而且如果没有汲黯的忠诚，陛下怎么能听到这样的话呢！”汉武帝认为公孙弘很谦让，越发厚待他。
三月，汉武帝大赦天下。
夏天四月丙子日，汉武帝封匈奴太子于单为涉安侯，几个月后于单去世。
当初，投降汉朝的匈奴人说：“月氏原来居住在敦煌、祁连山之间，是个强国，匈奴冒顿单于攻破了它。老上单于杀死了月氏王，用他的头骨做成饮酒的器具。剩下的月氏人逃到很远的地方，他们怨恨匈奴，但没有人能和他们一起攻打匈奴。”汉武帝招募能出使月氏的人，汉中人张骞以郎官的身份应募，从陇西出发，途经匈奴境内；单于俘获了他，把张骞扣留了十多年。张骞找机会逃脱，朝着月氏的方向向西逃走，几十天后，到达大宛。大宛听说汉朝富有，一直想和汉朝交往却没有机会，见到张骞很高兴，为他派向导和翻译，送到康居，又转送到大月氏。此时大月氏的太子做了国王，已经攻打了大夏，分割了大夏的土地并居住在那里，土地肥沃富饶，很少有外敌侵犯，他们一点也没有报复匈奴的心思。张骞停留了一年多，最终也没能得到月氏的明确态度，于是返回；他沿着南山走，想从羌人的地区返回汉朝，又被匈奴抓获，扣留了一年多。正好赶上伊稚斜单于驱逐于单，匈奴国内混乱，张骞于是和堂邑氏的奴仆甘父逃脱回到汉朝。汉武帝任命张骞为太中大夫，甘父为奉使君。张骞当初出发时有一百多人，离开十三年后，只有他们两人回来。
匈奴几万骑兵入侵汉朝边塞，杀死代郡太守共友，还劫掠了一千多人。
六月庚午日，皇太后去世。
秋天，汉朝废除了在西夷地区的建制，只设置了南夷、夜郎两县和一个都尉，逐渐让犍为郡自己保全发展，集中力量修筑朔方城。
匈奴又入侵雁门郡，杀害、劫掠了一千多人。
这一年，中大夫张汤担任廷尉。张汤为人多狡诈，玩弄智谋来控制他人。当时汉武帝正倾向于推崇文学，张汤表面上假意仰慕，侍奉董仲舒、公孙弘等人。他让千乘人儿宽担任奏谳掾，用古代的法律和道义来判决疑难案件。他审理案件时，如果是汉武帝想要治罪的人，就和监、史等执法严酷的人一起加重惩处；如果是汉武帝想要释放的人，就和监、史等执法宽松平和的人一起从轻发落；汉武帝因此很喜欢他。张汤对于老朋友的子弟照顾得特别优厚；他登门拜访各位公卿，不避严寒酷暑。因此，张汤虽然执法严厉、内心忌妒、处理事情不公正，却能获得这样的声誉。汲黯多次在汉武帝面前质问、责备张汤说：“你身为正卿，对上不能褒扬先帝的功业，对下不能抑制天下人的邪恶之心，使国家安定、百姓富足，让监狱里没有犯人，为什么却只是把高皇帝制定的法令胡乱变更呢！你这样做会断子绝孙的。”汲黯有时和张汤辩论，张汤的辩解常常在法律条文的细枝末节上苛求；汲黯刚直严厉，坚守高尚的原则，不能被张汤说服，愤怒地骂道：“天下人都说刀笔吏不能做公卿，果然是这样！如果真的重用张汤，会让天下人都恐惧得双脚并拢站立，眼睛斜着看东西了！”
元朔四年丙辰（公元前125年）
冬天，汉武帝到甘泉宫巡视。
夏天，匈奴入侵代郡、定襄、上郡，各派出三万骑兵，杀害、劫掠了几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