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还定了“每月初一议事”的规矩。这天，二十位代表围坐在一起，大到城外护城河要不要拓宽，小到街角的水井该不该修，都要一一商议。有代表提出来：“孩子们没地方玩，能不能把东头的空地改成操场？”大家纷纷点头，当场就派木工坊去丈量、规划。
老石匠常说：“治理不是当官的拍脑袋，是大伙的事，得让大伙说了算。”这话传到百姓耳朵里，人人心里都亮堂了几分。
教化体系：学堂传智，礼义生根
学堂的木门上挂着块牌匾，是老秀才题写的“启蒙堂”，三个字苍劲有力。开学那天，十几个孩子背着新做的布书包，怯生生地跨进门，看见屋里摆着整齐的木桌木椅，墙上贴着“天地君亲师”的字画，还有一块黑漆黑板。
授课的是从邻县请来的周先生，他捋着胡须，先教孩子们认字：“这是‘人’，一撇一捺，要站得直；这是‘家’，屋顶奶声奶气，却透着认真。
除了识字，学堂还教“常识课”。农桑课上，老农李伯来讲“春种秋收”，带孩子们去城外田埂看麦苗；手艺课上，老王头教孩子们认铁器，说“锄头能种粮，镰刀能收麦，劳动最光荣”；礼仪课上，周先生教孩子们作揖、问好，说“见了长辈要行礼，与人说话要和气，这是咱华夏的规矩”。
最热闹的是“故事会”。周先生讲“大禹治水”，说“人定胜天，靠的是团结”；讲“孔融让梨”，说“谦让不是吃亏，是美德”。有孩子问：“先生，为啥要学这些？”周先生笑着说：“认字是为了明理，明理是为了做人，做人好了，家才好，城才好。”
学堂不光收孩童，晚上还开“成人班”。工匠们放下工具来学算账，商户们来学写契约，连大字不识一个的张婆婆都来学认自己的名字。“以前记工分靠画圈，现在学了字，自己就能记账，”张婆婆拿着铅笔，一笔一划写着“张翠花”，眼里闪着光，“这字真好看，比画圈强多了。”
一天傍晚，学堂的孩子们排着队回家，路过工坊区时，看见铁匠坊的学徒在偷偷学认字，就凑过去教他；看见织布坊的阿姨在算工钱，就帮着数算筹。周先生站在门口看着，忽然想起老秀才的话：“教化不是把知识灌进脑子里，是让它像种子一样，落在心里，发了芽，再长出去，串起一整个城。”
三司联动，城郭生息
三大体系像三台咬合的齿轮，转得越来越顺畅。生产体系提供的物资，让治理有了底气——议会决定修操场，木工坊当天就能调出木料；教化体系培养的人，又反过来推着生产和治理进步——学堂教的算术，让工匠们算料更准，让议会的账记得更清。
有回城外闹蝗灾，议会刚议出“组织人手灭蝗”，铁匠坊就连夜打了几十把捕蝗网，学堂的孩子们也跟着大人去田埂上帮忙，一边扑蝗虫，一边念叨着周先生教的“众志成城”。没几天，蝗灾就被控制住了。
傍晚的华夏城，工坊的烟筒冒着袅袅青烟，议会的灯笼在议事堂前亮着，学堂的窗户透出暖黄的光。老王头收工后，会去学堂接在那儿当杂役的孙子，听孩子讲今天学的“礼义廉耻”；张婶织完布，会去议会门口看新贴的布告，知道明天要调粮食进城；周先生路过铁匠坊，会停下来指点学徒认铁器上的字。
天宇站在城墙上，看着这座日渐兴旺的城。生产有规，治理有章，教化有方，就像人有了筋骨、血脉和灵魂。他想起刚筑城时，有人担心“规矩太多绑住手脚”，如今才明白，好的规矩从不是枷锁，是让万物生长的土壤。
晚风拂过城墙，带着工坊的烟火气、学堂的墨香、议会的木柴味，混在一起，成了华夏城独有的气息。这气息里，有百工的勤勉，有百姓的安心，更有文化的根脉，在不知不觉中，扎得越来越深。
三大体系立起来的，不只是一座城的骨架，更是一个族群的精气神。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启蒙堂”的牌匾上，照在议会的木椅上，照在铁匠坊的铁砧上，华夏城便在这日复一日的运转里，向着更坚实的未来，稳稳地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