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深秋的轧钢厂，办公楼三层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气氛像车间里即将出钢的熔炉一样滚烫。长条会议桌两侧，坐着厂里的核心管理层，烟灰缸里的烟蒂已经堆成了小山，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紧绷的神色。
“我不同意！”主管生产的王副厂长猛地一拍桌子，搪瓷杯里的茶水溅出大半，“林主任，你这‘技术承包责任制’纯属瞎折腾！咱们是国营大厂，讲究的是统一调度、按劳分配，搞什么‘车间承包’‘技术入股’？这不是明摆着要搞资本主义那套吗？”
林建军坐在对面，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面前摊着一份厚厚的方案，标题《轧钢厂技术承包责任制试点方案》几个字被红笔圈得格外醒目。他抬眼看向王副厂长，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王副厂长，我这方案里写得清清楚楚，承包的是技术指标和生产效率，不是所有权。工人的工资还是国家发，超额完成的部分拿奖金，怎么就成资本主义了？”
窗外的风卷着落叶拍打在玻璃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在为这场新旧观念的交锋伴奏。1982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进工厂，但计划经济的惯性依然强大。轧钢厂这几年虽然靠着技术改造缓过劲来，但大锅饭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干多干少一个样，技术好的没动力，混日子的不少见，上个月还因为某车间的疏忽，出了批不合格的军工配件，差点造成重大损失。
“说得轻巧！”王副厂长梗着脖子，花白的眉毛拧成了疙瘩，“你说承包给三车间，让郑师傅带队，按技术指标拿奖金。那其他车间怎么办？人心散了，队伍怎么带？我看你就是想搞特殊化，把技术科变成你自己的山头！”
这话像根刺，扎得在场的人都变了脸色。技术科的老周想替林建军辩解，刚张了张嘴，就被王副厂长凌厉的眼神逼了回去。会议室里陷入沉默，只有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林建军没有动怒，只是翻开方案的第二页，指着上面的数据：“去年三车间的废品率是3.7%，如果按方案里的技术标准操作，废品率能降到1.5%以下，光这一项，每年就能省出十二吨钢材。给他们提5%的奖金，厂里还净赚七吨，这笔账算下来，到底是谁占便宜？”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再说，这只是试点。如果三车间能成，就推广到其他车间；要是不成，我这个技术科主任引咎辞职，绝无二话。”
坐在主位的张厂长一直没说话，手里的烟斗灭了又点，点了又灭。他看着林建军那份方案，又看看满脸通红的王副厂长，心里像装着杆秤，左右摇摆。作为厂长，他既想突破现状，又怕步子迈大了扯着蛋——王副厂长的话虽然刺耳，却代表了厂里不少老职工的想法，真要是闹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谁也担不起。
就在这时，林建军的脑海里突然响起熟悉的提示音。
【叮！】
系统的声音带着金属摩擦般的质感，清晰地传入意识：【检测到“国企改革关键决策节点”，符合“改革开放初期实践”主线。】
【奖励“国企改革初期案例分析（1978-1982）”：包含四川军工企业“利润留成”试点、首钢“承包制”经验、江浙集体企业“联产计酬”模式等12个成功案例，附风险规避方案。】
信息流瞬间涌入脑海，林建军眼前仿佛展开了一幅全国国企改革的地图：四川某兵工厂通过“利润留成”，把奖金和技术革新挂钩，半年内生产效率提升40%；首钢试点“承包制”，将车间主任的权责细化，废品率下降近一半……这些案例里的操作细节，甚至连如何应对保守派的质疑、如何制定合理的考核标准，都写得清清楚楚，像一套现成的操作手册。
“张厂长，”林建军的底气更足了，他合上方案，直视着厂长，“我知道大家担心什么。上个月我去四川出差，专门考察过他们的军工企业，人家搞‘利润留成’已经两年了，不仅没出问题，还成了全省的先进单位。”
他把四川兵工厂的案例精简了一下，重点讲了“技术指标量化”“超额利润分成”“集体监督”三个关键点：“他们的做法是，先定死国家任务，超额部分按比例分成，其中30%给车间当奖金，20%投入技术改造，50%上交厂里。既保证了国家利益，又调动了积极性，咱们完全可以借鉴。”
王副厂长撇了撇嘴：“那是四川，咱们是北京，能一样吗？出了问题谁负责？”
“我负责。”林建军斩钉截铁地说，“方案里有详细的风险评估，比如设定保底产量，确保不影响国家计划；成立由工会、财务、技术科组成的监督小组，每周审核数据，杜绝舞弊。如果试点期间出现重大问题，我个人承担全部责任，包括接受组织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