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深秋的街道调解室，墙壁上的“农业学大寨”标语被烟头烫出几个破洞，空气里弥漫着劣质烟草和煤烟混合的气味。秦淮茹坐在长条木凳的边缘，蓝色的街道工厂工装袖口磨得发亮，双手紧紧攥着衣角，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秦淮茹，你儿子贾梗这次是惯犯了。”街道主任敲着桌子，声音里带着不耐烦，“偷了供销社的自行车，还把看管员推倒了，人证物证都在，你还有啥说的？”
秦淮茹的嘴唇翕动着，半天没说出话。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顺着眼角的皱纹往下淌，在布满风霜的脸上冲出两道浅痕。她不是想辩解，只是心里堵得慌——贾梗这已经是第三次进派出所了，第一次偷邻居的鸡，第二次撬工厂的仓库，这次更严重，直接偷了自行车。
“主任，我……我没教好他。”她终于挤出一句话，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您看能不能……能不能从轻处理？他还小，才十九……”
“小？十九岁不小了！”旁边的供销社主任气不打一处来，“上次偷仓库就该好好管教，你倒好，托人说情让他出来了，这不是纵容是什么？”
秦淮茹的头垂得更低了。她想起上次贾梗从劳教所出来，不仅没悔改，还抱怨她没本事，不能像林建军家那样给儿子铺路。当时她心里委屈，觉得自己已经拼尽全力在街道工厂缝补衣裳，供他吃穿，是儿子自己不争气。可现在被人指着鼻子说“纵容”，她才猛地意识到，自己所谓的“疼儿子”，其实是害了他。
调解室的门被推开，林建军走了进来。他穿着笔挺的蓝色工装，胸前别着“轧钢厂代表”的标牌——这次贾梗偷的自行车，车架用的是轧钢厂生产的特种钢管，工厂被要求派代表参与调解。
看到林建军，秦淮茹的脸瞬间涨得通红，像被人当众扇了一巴掌。她下意识地往凳子里缩了缩，想把自己藏起来。这几年，她刻意避开所有可能遇见林建军的场合，尤其是在他帮过自己之后——那份两斤肉皮的情分，像根刺，扎在她心里，提醒着她曾经的依附和如今的狼狈。
“林师傅来了。”街道主任站起身，语气缓和了些，“正好，你是技术科的领导，给评评理。这孩子，放着好好的活儿不干，非要偷东西，是不是欠管教？”
林建军点点头，没看秦淮茹，直接对供销社主任说：“按规定来吧。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让他在里面好好反省，或许不是坏事。”
“你看！林师傅都这么说！”供销社主任立刻接话，“我看就该判刑，让他知道厉害！”
“别！别判刑！”秦淮茹突然激动起来，扑过去想抓住林建军的胳膊，又在半空中停住，手尴尬地悬着，“林师傅，你帮帮我……就这一次，我保证他以后再也不敢了！”
林建军后退半步，避开了她的触碰，语气平静：“秦姐，不是我不帮你。贾梗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上次在劳教所，你也说过同样的话。”他顿了顿，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沉重，“孩子的路，最终得他自己走。你替他挡了一次又一次，其实是让他失去了认错的机会。”
这话像一把钝刀，慢慢割开秦淮茹心里最不愿面对的伤口。她想起贾梗小时候，第一次偷邻居的鸡蛋，她没打骂，反而偷偷把鸡蛋送回去，还替儿子辩解“是饿极了”；后来贾梗在学校打架，她跑到学校给老师送礼，求着别处分；甚至贾梗跟着许大茂学坏，她也只是哭哭啼啼，从没真正硬起心肠管教。
“我……我错了……”秦淮茹蹲在地上，嚎啕大哭，“是我没教好他……我总想着护着他，结果害了他……我不该总想着靠别人，该让他自己去闯，去碰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