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秋老虎格外厉害，明明已经过了白露，日头还是毒得像要把人烤出油来。四合院的青砖地被晒得滚烫，连平日里最爱在院里溜达的老母鸡都躲进了墙根的阴影里，耷拉着翅膀懒得动弹。
阎埠贵坐在自家屋檐下的小马扎上，手里攥着把蒲扇，却没怎么扇。他的眼睛半眯着，看似在打盹，余光却把中院的动静收得一清二楚——秦淮茹正蹲在井边捶打衣裳，木槌砸在石板上的“砰砰”声有气无力；西厢房门口，许大茂背着手来回踱步，嘴里念念有词，不知道在嘀咕什么；只有东厢房那片空着的地方，静得像没人住过，易中海的遗像早就被街道收走了。
“爸，您又在算啥呢？”二儿子阎解旷背着书包从外面回来，额头上全是汗，刚进门就抓起桌上的凉水瓢猛灌了一口。
阎埠贵睁开眼，把他手里的瓢夺下来：“慢点喝！当心激着！”他用蒲扇给儿子扇了扇，“今天在学校没乱说话吧？”
阎解旷撇撇嘴：“没有，您天天说‘少说话，多干活’，我记着呢。”他放下书包，从里面掏出个皱巴巴的作业本，“老师让家长签字。”
阎埠贵接过作业本，戴上老花镜，一笔一划地签字。他的字写得歪歪扭扭，却透着股认真劲儿——这是他多年记账练出来的习惯，哪怕是签字，也得让人看得明白，挑不出错处。
“三大爷，您在家啊？”秦淮茹的声音从院门口传来，带着点小心翼翼的试探。她手里端着个空碗，碗沿豁了个口，显然是来借东西的。
阎埠贵心里的算盘“噼啪”一响。借粮？借油？还是想让他去跟街道说说，给贾张氏弄点救济？他慢悠悠地扇着蒲扇，头也没抬：“有事？”
“我想……想借点盐，家里的用完了。”秦淮茹的声音更低了，手指紧张地抠着碗沿。贾张氏瘫痪在床，每天都要喂盐水，家里的盐罐子早就见底了。
阎埠贵从墙角的盐罐里舀了一勺，倒在张旧报纸上，包成个小三角：“拿去吧，不用还了。”他知道，这一勺盐不算什么，但人情债不能欠——现在这时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秦淮茹接过盐包，千恩万谢地走了。阎埠贵看着她的背影，轻轻“哼”了一声。这女人，以前总想着靠傻柱接济，现在傻柱搬走了，就东家借西家讨，早晚把院里的人都借遍。他可不会像傻柱那样傻，自家的粮本、油本都锁在柜子里，每一笔开销都记在小本子上，连阎解旷喝了口水都要记下来——不是抠门，是为了“清白”。
【阎埠贵的小账本（1965年9月12日）】
?\t支出：盐一勺（约5钱），借予秦淮茹，记“人情往来”，不追偿。
?\t收入：阎解成工厂补贴2元（代领）。
?\t备注：今日街道贴出新标语“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需更加谨慎。
写完，他把小本子塞进怀里，贴身藏好。这小本子比他的命还重要——上面记着十几年来的收支明细，粮票、布票、工资、奖金，一笔一笔清清楚楚，连1959年借过傻柱半斤玉米面都记着归还日期。这不仅是账，更是他的“护身符”——万一“四清”工作组查到头上，这就是他“清白”的证明。
下午，阎埠贵揣着小本子去了趟街道办事处。他最近总觉得心口发闷，不是真病，是心病——厂里的“四清”越来越严，连档案室的老陈都因为十年前多领了一尺布票被查，停职反省了。他在轧钢厂档案室干了二十多年，虽说没贪过公家一分钱，但架不住有人鸡蛋里挑骨头。
“王主任，我想办病退。”阎埠贵把医院开的“神经衰弱”诊断证明递过去，脸上堆着笑，“您看我这身体，实在熬不住了，在家歇着也能给厂里省个编制不是？”
王主任是个胖乎乎的中年女人，跟阎埠贵打了多年交道，知道他的脾气。“老阎，你才五十四，再干六年就能拿全薪退休了，现在退亏啊。”
“不亏不亏。”阎埠贵的算盘打得飞快，“病退能拿七成工资，够我跟老婆子嚼谷了。再说了，我这病，大夫说不能操心，档案室的事多，万一出点错，给组织添麻烦就不好了。”他这话半真半假，真的是想躲清净，假的是“给组织添麻烦”——他是怕组织给他添麻烦。
王主任拗不过他，在申请表上签了字：“行吧，你自己想好了。不过丑话说在前头，病退了可就没机会再回厂了。”
“想好了，想好了。”阎埠贵接过申请表，像拿到了免死金牌，心里的一块大石总算落了地。他知道，这步棋走对了——现在退下来，既能避开厂里的核查风暴，又能保住自己的“清白”名声，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