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觉得史书把朱由校写得完全像个被动人质有点问题。他从小就在西李和李进忠（魏忠贤）身边长大，西李对他而言，某种程度上就是‘母亲’的角色，李进忠则是朝夕相处的亲近内侍。他对他们的信任和依赖，很可能远远超过对那些突然闯进来、一脸严肃的陌生大臣。”】
【“同意！一个十六岁的少年，骤然丧父，内心肯定充满恐惧和不安。这时候，他更可能本能地抓住身边最熟悉的人，而不是去相信那些口称‘国本’、‘大义’，却可能将他作为政治筹码的朝臣。”】
【“这简直就是现实版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或者说是长期情感依赖的结果。西李和李进忠根本不需要严格意义上的‘软禁’，他们只需要利用朱由校对他们的信任和情感羁绊，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控制他。”】
【“所以，‘挟持’这个词，可能不仅仅是物理上的控制，更是一种精神和情感上的绑架。西李他们给朱由校营造了一个‘只有我们才是真正为你着想’的信息茧房。”】
朱及第看到了这些评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各位老铁提出的这个角度非常犀利，也很有道理。我们确实不能简单地将年轻的朱由校视为一个完全被动、任人摆布的傀儡。情感因素在这场政治博弈中，绝对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他进一步分析道：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父亲突然去世，自己一下子被推到风口浪尖，周围是陌生的、情绪激动的大臣，他们口中说着自己可能不完全理解的‘江山社稷’、‘祖宗法度’。而另一边，是从小照顾自己起居、陪伴自己成长的‘李娘娘’和熟悉的‘李伴伴’（指魏忠贤）。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未成年人的心理天平会倾向哪一边，几乎是毋庸置疑的。”
“西李和魏忠贤，很可能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朱及第强调，“他们不需要用铁链锁住朱由校，他们只需要不断强化‘外面的大臣想夺你的权’、‘只有我们才是你最亲的人’这类观念，就能在朱由校周围筑起一道无形的信任高墙，让杨涟等大臣难以真正触及和说服这位新皇帝。从这个意义上说，朱由校确实可能并非完全被迫，他某种程度上是‘自愿’地留在西李的羽翼之下，因为这能给他带来乱局中的安全感。”
天幕下的洪武君臣，听着这番基于人性情感的剖析，也陷入了新的思考。
朱元璋固然重视纲常礼法，但他也是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深知人心的复杂。他意识到，后世这场“移宫”风波，不仅仅是制度漏洞的问题，更是一场深入人性幽微处的较量。权力的争夺，不仅仅发生在朝堂和宫门，更发生在那个十六岁少年的内心世界里。
“攻心为上……”朱元璋低声自语。他发现，后世这些文臣面临的困境，比单纯的武力胁迫要棘手得多。如何打破那种基于长期养育和依赖所形成的信任壁垒，将新帝的“心”从宠妃和宦官那里“夺”回来，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和沟通技巧。
马皇后也深感忧虑，她轻声道：“若真如后世之人所言，那孩子是真心依赖那李选侍，强行将他们分离，对他而言何其残忍？但若放任不管，国政又必将败坏。真是两难之境。”
朱棣则想得更实际：“看来，培养嗣君，不仅要教其文韬武略，更需使其明辨忠奸，不易被私人情感蒙蔽。这抚养之人，至关重要！”
朱及第最后总结道：“网友们的评论提醒我们，历史是立体的，人物是复杂的。‘移宫案’中，朱由校的个人情感与其皇帝身份的责任发生了剧烈冲突。杨涟等大臣要想成功，仅仅依靠礼法和权势是不够的，他们必须找到一种方式，能够穿透西李和魏忠贤设置的情感屏障，让朱由校真正理解和接受自己作为皇帝的责任，自愿地走出乾清宫，走向代表国法的朝堂。这无疑增加了‘移宫’的难度和戏剧性。”
“那么，杨涟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用了什么方法，最终打破了这道无形的墙？这其中又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细节？”朱及第再次抛出了悬念，“我们下期再聊！”
天幕下的众人，带着对人性与权力交织的更深理解，对“移宫案”的后续发展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他们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场政治斗争，更是一场关于如何引导一个迷茫少年君主走上正轨的艰难博弈。